地球科学进展, 2024, 39(9): 957-967 DOI: 10.11867/j.issn.1001-8166.2024.073

可持续发展

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认知、实践历程与关键挑战

任珩,1, 赵文智1, 王小鹏2, 罗维成1, 周涛3

1.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临泽内陆河流域研究站,甘肃 兰州 730000

2.甘肃中医药大学 理科教学部,甘肃 定西 743000

3.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System Cognition and Key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of Qilian Mountains Community of Life: A Case Study of Gansu Province

REN Heng,1, ZHAO Wenzhi1, WANG Xiaopeng2, LUO Weicheng1, ZHOU Tao3

1.Linze Inland River Basin Research Station, Northwest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Science Teaching,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Dingxi Gansu 743000, China

3.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收稿日期: 2024-03-28   修回日期: 2024-08-2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3XGL035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2YB138

Received: 2024-03-28   Revised: 2024-08-28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任珩,主要从事恢复生态学和克隆植物生态学研究.E-mail:renheng@llas.ac.cn

RENHeng,researchareasincluderestorationecologyandclonalplantecology.E-mail:renheng@llas.ac.cn

摘要

祁连山生命共同体的健康发展是保障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发挥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通过对生命共同体本质内涵的辨析,阐释了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的结构特性,梳理了在生命共同体理念下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演替以及祁连山甘肃片区人与自然作用方式的演化轨迹,并提出了未来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研究表明,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实践发展经历了从自然环境负向反馈、人的正向干扰引导到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转型过程,虽然初步消除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对抗关系,但仍未实现真正的协同共生与价值共赢。基于此,提出未来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发展的关键挑战在于如何构建符合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绿色发展模式,进而在多要素协同修复、区域空间整体设计以及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框架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价值诉求。未来研究应基于历史数据、遥感影像和长期监测等多元数据全面解析人类实践与“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要素之间的动态作用机制,从而为祁连山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词: 祁连山 ; 生命共同体 ; 山水林田湖草沙 ; 系统认知 ; 协同管理

Abstract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Qilian Mountain life community is a pivotal found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of western China and advanc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rategies. By discerning the intrinsic essence of the life community concept, this study elucidated the structural attributes of the Qilian Mountain life community in the Gansu region. It traced the historical progression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and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human-nature interac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life community paradigm, highlighting the crucial challenges fac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Qilian Mountain life community in Gansu.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ty in this region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ve process, moving from negative environmental feedback to human-guided positive intervention, and ultimately towar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lthough the antagonistic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was initially mitigated, true synergistic coexistence and mutual value realization remain unachieved.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primary challeng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a green development model aligned with life community values. Such a model should be grounded in multi-element coordinated restoration, holistic regional spatial planning, an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to achieve shared human and natural valu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leverage historical data, remote sensing imagery, and long-term monitoring to comprehensively elucidate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human practices and the elements of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armlands, lakes, grasslands, deserts, and glaciers,” thu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Qilian Mountain life community.

Keywords: Qilian Mountains ; Community of life ;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armlands, lakes, grasslands, and deserts ; System cognition ;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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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任珩, 赵文智, 王小鹏, 罗维成, 周涛. 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认知、实践历程与关键挑战. 地球科学进展[J], 2024, 39(9): 957-967 DOI:10.11867/j.issn.1001-8166.2024.073

REN Heng, ZHAO Wenzhi, WANG Xiaopeng, LUO Weicheng, ZHOU Tao. System Cognition and Key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of Qilian Mountains Community of Life: A Case Study of Gansu Province.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J], 2024, 39(9): 957-967 DOI:10.11867/j.issn.1001-8166.2024.073

1 引 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重要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理论成果1,也是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关键2。目前,生命共同体涵盖了“人与自然”1和“山水林田湖草”2个层面3-6。“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研究多侧重于哲学层面,包含内涵阐释7、理论渊源梳理8、内在逻辑辨析9及实践路径建构10等;“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现有研究除了要素关联4、服务功能11、系统修复12与健康评价6等实证研究外,更多聚焦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修复13,从生态系统修复理论支撑14、标准体系构建15、技术框架与工程布局规划16-17以及多目标跨区联动保护18等多个层面探索实践路径。已有研究为生命共同体治理与修复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存在哲学理论缺乏实证衔接的问题,过度聚焦自然子系统耦合关联与生态修复而忽视人的主导性与价值需求19。因此,从哲学层面引入实证,尊重区域差异性,深入辨析实践发展动态过程,对生命共同体研究至关重要。

祁连山作为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两屏三带”中“北方防沙带”的核心区20,人类活动的强度、频率和方式,极易引发生命共同体的分级响应21-22。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祁连山单一要素23-25和生态系统修复26-28等方面,对各要素的整体性、系统性认识不足。因此,系统认知祁连山生命共同体是当前解决祁连山生态系统问题的关键29。基于以上研究现状和问题,本文聚焦祁连山甘肃片区,旨在通过辨析生命共同体的本质内涵与特征,系统梳理其人地关系发展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识别主要挑战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2 祁连山甘肃片区基本概况

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地跨青海和甘肃两省,东西长约1 000 km,南北宽约300 km,包括山地、沟谷和盆地地貌,以山地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1 951~5 786 m,年均降水量30~600 mm27。祁连山是我国三大内陆河(黑河、疏勒河、石羊河)的发源地和黄河流域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孕育了多种陆地生态系统2527,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的复杂生态景观格局30-31图1)。祁连山甘肃片区涉及兰州、武威、金昌、张掖和酒泉五市的11个县区。自2016年起,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虽然提升了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但也激化了生态区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矛盾,且理论研究和治理工程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思考,因此冰川萎缩、水源涵养功能降低、植被退化、区域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依然严峻25-27

图1

图1   祁连山位置图

Fig. 1   Location of Qilian Mountains


3 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的内涵与系统认知

3.1 本质内涵

在历史认知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论断经历了多个阶段,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均存在局限性32,并未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超越了二者的局限,强调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谐共生,尊重自然的主体地位与反馈作用,同时凸显了自然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主张人类发展应在生态红线范围内,遵循自然发展规律,选择适宜的实践方式,满足彼此的价值诉求1

3.2 系统认知

3.2.1 整体性

(1)结构整体性体现在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中人与自然是互惠共生、对立统一的整体。人的生存与发展是逻辑起点33,人类依存于自然环境且具有主观能动性,自然环境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物质基础7。如图2所示,实践活动将祁连山自然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互动的有机整体。人类主导的自然系统开发会导致2种结果,包括负面环境影响(冰川萎缩、植被退化和地质灾害等)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自然良性互动。同时,祁连山结构整体性还表现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要素的协同作用和有机联系,它们构成了一个耦合的有机整体,验证了“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这一生命共同体有机整体性的科学论断19

图2

图2   祁连山甘肃片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结构特性

Fig. 2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mu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in Qilian Mountains of Gansu Province


(2)时空整体性包括区域空间整体性和时间尺度整体性。区域空间整体性体现在祁连山甘肃片区纵贯11个县区包含多种地貌,对祁连山甘肃片区需要进行整体治理,避免因行政单元分割导致生态破坏3;时间尺度整体性体现在人类发展理念与方式不断演变,自然资本存量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动态变化,因此,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的实践发展也应在时间尺度上整体考量,依据现阶段生命共同体的发展实际构建未来实践路径(图2)。

3.2.2 多层次性

多层次性体现在景观系统的层次性与交互作用。层次性表现在不同景观系统单元的层次性,或者几种单元在空间上的层次性2428。交互作用的层次性则表现在生命共同体内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互通具有多层次21-22,包括不同要素系统内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要素系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中人类活动与“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要素系统的作用与反馈,以及人类实践与要素系统的作用与反馈。

3.2.3 动态性

首先,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中要素系统具有显著的流动差异,在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中存在高低差异和动态性3-4。其次,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观、人类实践的发展观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不断改变,祁连山人类活动的作用方式与强度也在发生变化(图25。祁连山甘肃片区的生态环境整治、生态修复等工程推动生命共同体从无序开发和生态整治向绿色发展转变,其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系统间的耦合关系也体现出动态特征。

3.2.4 人的主导性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认可自然环境的价值和人的主导性。人的生存与发展是逻辑起点,体现了生命共同体中人的价值主体性33。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发展追求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作用关系(图27。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引导自然环境的绿色发展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祁连山甘肃片区发展过程中,人类实践从无序开发到有意识的生态修复,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转型,充分反映了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4 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的实践发展历程与阶段特征

纵观祁连山甘肃片区人类活动,畜牧业发展、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旅游开发、水电开发和森林资源保护与利用是主要的实践活动。随着时间推移,实践活动的发展理念与模式不断更替,实践方式与强度也表现出了阶段性变化。

4.1 畜牧业发展历程

畜牧业是祁连山甘肃片区的主要人类活动,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为天祝县)作为祁连山甘肃片区畜牧业活动较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其发展历程可分为3个阶段(图3):1949—1979年。畜牧业经历了“牧业第一”“农业为主”“农牧并举”和“以粮为纲、大办农业”的发展历程,过度放牧和垦草种粮导致草场严重超载、草原滥垦与滥伐,草畜矛盾日益突出。1980—2003年。人类环境保护意识逐步提高,开始意识到自然环境负向反馈行为的严重性。开始实施“承包到户,以草定畜”的政策,人与自然的关系虽仍不和谐,但人类活动已产生正向影响。2004年至今。各级政府主导的退牧还草工程、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项目、“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相继开展,畜牧业由经济至上转向畜牧经济与生态发展并重,步入人与自然的趋同发展阶段,草地生态系统结构趋向稳定,生态服务功能逐渐恢复。

图3

图3   天祝藏族自治县草地利用与生态治理历程

Fig. 3   Governance process of grassland ut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management in Tianzhu Tibetan Autonomous County


4.2 森林资源保护历程

森林生态系统是祁连山水源涵养生态系统的主体,是维护祁连山生态系统平衡的关键34-35。1949—1976年,由于“牧业下山,农业上山”“以粮为纲”的片面号召,人类实践以“毁林开荒、毁草种粮”为主,森林面积锐减,水源涵养功能下降(图4)。其后,祁连山森林资源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先后被确立为国家重点水源涵养林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践从盲目砍伐转向以封山育林为主的正向保护。但祁连山前山区的开垦仍然导致林地面积持续减少。21世纪以来,祁连山区先后实施了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天保工程)、退耕还林、黑河流域综合治理上游祁连山生态恢复等生态工程36,森林面积增加35,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37

图4

图4   祁连山甘肃片区北坡森林资源利用与生态治理过程(数据来自参考文献[38])

Fig. 4   Fores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management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Qilian Mountains of Gansu Provincedata from reference38])


4.3 矿业开发与治理

祁连山矿业实践可以追溯至1947年,20世纪50~60年代采矿规模相对较小,环境地质问题较少;70~80年代,甘肃省矿业步入高峰发展时段39图5);90年代,矿山开采机械化程度不断提升,无序发展加剧了生态环境问题。该阶段区域资源优势被视为战略性的经济优势,矿业实践活动显著造成自然环境的负向反馈,人与自然的和谐度较低。

图5

图5   祁连山甘肃片区矿产、水电、旅游资源利用与生态治理过程

Fig. 5   Ut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management process of mineralhydropower and tourism resources of Qilian Mountains of Gansu Province


21世纪以来,甘肃省开始重视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此类问题相对有所缓和40。但水土保持监督执法不到位等因素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依然严重。2017年,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行动后祁连山矿山实践转变至趋向协同阶段,人类活动相继退出,生态系统的协调性增强。

4.4 水电和旅游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农村小水电供电建设41,随后该工程快速发展(图5),但由于缺乏流域水资源整体规划,导致建设期和运行期出现诸多生态问题42。2000年后,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得到重视,但未批先建、水保设施未实施或验收等水电开发问题依然存在。2017年整改行动以来,通过科学分类处置,关停项目并实施生态恢复治理工程,规范运行项目,全面实施生态流量监测与预警管理等措施,初步实现科学开发利用,水电开发实践步入趋同阶段。

2009年,祁连山甘肃片区各市县积极推进县域旅游业发展,但对核心区与缓冲区的无序开发导致生态问题频发。2017—2019年整改后,旅游业实践发展趋向协同发展阶段(图5)。

4.5 实践发展的历程

通过梳理祁连山甘肃片区历史发展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政策实施与制度设定,结合相关研究成果1943-44,祁连山甘肃片区人与自然的作用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图2)。

(1)早期开发阶段(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主要表现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自然环境的负向反馈。人类占据主导地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极力满足区域居民的物质需求,导致人与自然处于对立关系。人类处于支配地位,“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被视为实践对象,过度的开发利用超出了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的自我恢复能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要素系统形成逆向演替,同时也通过生态环境问题反作用于人类。

(2)环境保护与治理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主要表现为人类活动正向干预,但意识与行为错位。日益加剧的生态问题严重制约着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也有悖于片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诉求。甘肃省各级政府在祁连山发展中,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组建监测监督机构来规范资源利用行为与经济发展方式,扭转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的对抗关系,正向干预开始显现效果。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旧模式和政策法规制约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导致人类发展意识与行为的错位。如20世纪80年代之前,祁连山草地资源管理视点停留在经济目标上,80年代开始转变为生态目标,但最终由于忽略农牧业经济发展要求而失效;90年代之后,才逐步形成草地生态经济综合开发。

(3)绿色发展转型阶段(21世纪初至今),趋向人与自然协同发展,重视要素系统的趋同发展。矿山、耕地、森林、湿地、草原和冰川等系统的生态保护与修复以及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工程的系统规划与实施5,扭转了生态环境系统的逆向演替。各项系统规划与项目实施过程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协同共生理念。因此,该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相协调,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要素系统趋向二元协同发展。随着人与自然的发展趋同,未来将实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协同共生,满足双方的价值诉求1

5 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未来实践发展的关键挑战

5.1 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协同共生的实现

梳理甘肃祁连山历史实践发展可以发现,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等项目工程的实施使祁连山逐渐趋向“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的耦合关联与生命共同体发展的协同发展5。但科学分类实施中开发建设项目(采矿、水电站、旅游等)的退出、天然草地恢复与禁牧管理制度等引发了生计风险与民生问题45-46。《甘肃发展年鉴》49-53数据显示,2017年祁连山沿山11个县区(除永登县外)生态环境治理前后地方GDP下滑,甘州区农业产值下滑35.39%,阿克塞县GDP下滑44.48%,天祝县接待旅游人数减少50.05万人次。2020年,阿克塞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天祝县GDP相较于2016年分别下滑了33.31%、10.15%和2.24%,依赖于矿产、水电资源开发及传统畜牧业发展的县区生态治理后经济增长均受到遏制。2017年甘州区农业总产值下滑19.93%,2019年较2016年增加18.69%,快速扭转了下滑趋势。

为进一步评估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生态保护中的实践应用,从祁连山生态保护实践与生态修复工程成效来看,祁连山在水源涵养、植被覆盖和土壤保持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如水源涵养量从2015年的3.74万m³/km²增至2020年的4.92万m³/km²,增幅达31.5%;植被覆盖度平均提升10.1%,其中青海湖北部汇水区提升率达25.6%;土壤保持量增长3.1%[54]。这些成效表明,科学规划与生态修复措施显著推动了祁连山生态功能的恢复,充分体现了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价值。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生是人类对自然生态服务、产品供给和历史文化价值的认可,遵循自然发展客观规律,通过人类实践实现自然价值作用的发挥与人的多元需求的满足。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通过培育自然资本、生态经济和生态文化向绿色发展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最终实现生态文明5。因此,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如何由协同发展转为协同共生发展,尤其是选择与培育符合区域协同共生理念、产业经济和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高质量产业形态是未来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发展的核心问题。

5.2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协同修复

长期以来,随着区域内畜牧业、水电与旅游、矿产开发等经济活动与生态保护间深刻矛盾的积累,区域生态功能持续削弱,祁连山生态系统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

(1)多要素的整体协同修复挑战。“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复杂的生态系统18,治理修复时需要保持其整体性和系统性,并遵循其内在作用规律27。但历史治理中对生态系统要素耦合关联及内在机理认识不足,导致治理项目设计缺乏有机联系16,治理工程的叠加设计未能有效形成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最终影响系统结构和服务功能。未来生态治理工程应继续强调多要素的整体性与系统性,需要面对生命共同体的复杂结构、内在作用及动态演替带来的挑战。

(2)区域空间的整体系统修复存在障碍。祁连山甘肃片区东西跨度大、行政区域多,修复工程不能是区域空间的简单拼接,否则会破坏整体景观,不利于协同共生阶段生态产业空间配置。目前,地方政府对横向环境协作的重视程度不够47,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模糊了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权责边界36,导致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不能有效协作。因此,需要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实现区域空间的完整性设计与地理单元内生态保护修复措施的有机联系,合理布局生态保护修复措施、明确修复预期目标。

(3)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同修复难题。历史上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多依赖于国家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参与不足,资源利用行为主体(如开发建设项目企业和农牧民等)积极性不高,存在“政府失灵”和“自愿失效”问题36,传统单一的主导主体治理模式难以实现生命共同体的长效治理。因此,构建祁连山生命共同体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同修复体系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48

5.3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协同发展展望

考量祁连山地区系统性、跨区域、共同参与的协同修复与发展模式,是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和谐稳定的生态系统、提升祁连山生态韧性的有效路径。

(1)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理念推进系统性修复。面对当前生态修复技术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的问题,未来应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理论研究,揭示各生态要素功能时空效应与耦合关系,构建基于自然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方法体系,结合生命共同体理念实施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工程实施和管理维护全流程,研发基于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技术并开展应用示范,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跨区域景观单元的整体修复体系。真正的生态修复应立足于自然的完整性,而非人为划定的行政边界。未来的治理应从流域和山脉等自然单元出发,建立跨行政区域的联动机制,以实现更大生态单元的整体修复。通过强化政策协调、资源共享与多层次合作,构建区域一体化的生态管理体系,形成从源头到末端、从山顶到河谷的全景式治理。打破“条块分割”,以全域生态安全为目标,推动祁连山区域形成高效协同的治理新格局。

(3)以全民共建为基础,打造广泛参与的生态治理体系。可持续生态治理的根本在于全民的认同与参与。未来应致力于构建“以民为主,全民共治”的生态文明模式,将生态修复转化为全民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增强社会公众的生态意识,通过政策激励、宣传教育和机制保障,广泛调动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到生态保护与修复中来。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企业与社会力量协同共建,形成政府引导、民众主导、市场参与的治理结构。通过全民共建的生态治理体系,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深植于社会肌理,实现“绿水青山”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成就。

6 结 语

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对西部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其发展实践经历了不同阶段,从“人的生存与发展”逐步演进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共生”。未来,应遵循祁连山甘肃片区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客观规律,构建河西走廊地区绿色发展模式来实现祁连山人与自然的共同价值诉求,同时实现多要素协同修复、区域空间整体设计以及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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