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已编制了十三个“五年计划”（规划），制定与实施了诸多的国家战略与方针政策，开展了大规模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此过程中，政府管理者与相关专家学者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研究，为党和政府的高层决策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分析与建议。

所谓国情，是指影响乃至决定国家未来发展进程的政治、社会、自然、经济等方面相对稳定的、总体性的客观情况和特点。包括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推动因素和限制因素①（参考20世纪80年代末周立三建立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时关于国情的定义）。这里所指的基本国情并不包括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基本制度以及作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等。

关于地理国情，作为地理学者，首先要强调的一个最基本的理念，也是地球上最基本的事实——“地球并不是平的”,这几乎是不争的常识，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才能够辨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与区域之间相互的依赖性问题。但是在讨论国家及地区发展规划与政府绩效评价时却最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我们将对国家长期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比较稳定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称为地理国情。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与相互依赖性来考察自然结构与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的过程与工作，称为国情分析研究。

自然结构是国情，建立在这些大的自然结构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也是国情。即今天没有纯粹的自然结构，只有人文化的自然综合体系。这是现阶段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国情。

自然地理结构主要包括国内大的地貌单元及其分布，海岸线与陆疆特征，主要气候带、水资源分布及其季节特征；能源与主要矿产资源及其特征、保障程度；地理位置、空间距离与空间阻隔等。而经济与人文地理结构，则主要包括：人口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与结构特征，在自然结构与社会历史因素作用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格局，国家经济要素的基本流向，政治中心与经济枢纽区、大城市群及工农业基地的空间格局，水陆空航线及国内外主要铁路枢纽、港口、机场等，经济地理位置及其空间距离。

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大，且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国情可以分为宏观概念与中微观概念，即国情与区情。

国土及面积，人口、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经济总量及其结构，科学与技术；经纬度，降水量、年平均温度、年蒸发量；能源、矿产资源、（淡）水资源；河流、山脉、高原、平原、峡谷、自然区、地势；距离、海陆关系；国力、竞争力等，这些都是地理国情的基本元素。

地理国情在历史发展中是不断变化的。其中，自然地理及其结构，由于自然本身变化驱动力的变化速度慢，在部分地质时代还具有某种周期性的特征。而社会经济方面（包括经济总规模、结构、产业结构特征等）的国情变动较快。但就一个时期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总规模或人均国民收入等在世界各国排序中的等级位置有大致的稳定尺度，就可以理解为处在变动之中的国情。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与科技实力已经有了巨大进步，这成为当前判断中国强大实力的国情，是认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制定国内外一系列战略方针政策的基础。由此，形成了新的国情内涵。

国情的变化与国家方针政策的变化不是同一类概念，但有密切的关联。国情是制定国家方针政策的基础。方针政策是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手段，但在实践中，由于外在甚至内在情况变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与改变。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地理国情。这里只从人地关系耦合（匹配）特征进行概括与比较，这样易于理解其本质特征。如果从组成部分分析，则很难统一形成一个基本概念，不便于对综合性问题做出评价。中国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中的地理国情可以概括如下：

（1）中国的自然结构宏观上的大格局是三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与半干旱区及青藏高寒区）与地势的三大阶梯。东部季风区面积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人口和经济总量却占全国94%左右。西北干旱与半干旱区土地面积约占全国30%，人口占4%左右。青藏高原区平均海拔在4 000 m以上，面积约占全国的25%，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部分河谷地带，人口占比不到1%。三大自然区的自然系统对社会经济的承载能力完全不同，和地势三大阶梯共同决定着中国空间开发、区域经济发展与布局的宏观框架，现阶段人的力量还不能大幅度改变这种格局。

（2）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均资源不足。因此，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创新型社会。

（3）中国长期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总量大，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等问题突出。近些年来虽然乡村振兴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城乡差距仍然明显。因此，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时，走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道路极其重要。

（4）中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复杂多样，有适宜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区域，也有自然环境很脆弱、承载社会经济发展能力较低甚至很低的地区。必须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大国，经济总量将愈来愈大，作为进出口大国，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中国在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上述国情，是现阶段国家一系列战略与方针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础，如：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一带一路”倡议、主体功能区以及能源战略，乃至国防战略等。

科学认识中国的地理国情，明确运用到国家战略方针制定、实施、调整、建议等过程的要求（理念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对地理国情与国家战略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运用，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国土开发、区域发展，体现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客观背景变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即“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要求。具体过程涉及到诸多关系和道理。关键是，任何一项政府决策，看似由某部门或某地区提出的建议，但实际上都涉及到相关部门的关系与地区关系。无论是学者建议还是政府决策，都要立于相应的高度，超越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利益，权衡利弊及其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是负面效应。因此，对国情的分析与运用，都要进行利弊分析与取舍^[1]。

如何认识基本国情及有关的国家战略？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国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发展的几个时期都很突出，成为当时重大的经济决策问题乃至影响到政治决策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将全国划分为沿海和内地，将战略重点置于内地，当时的指导思想主要考虑到平衡全国的生产力布局。从1953年开始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为了改变原来地区分布不合理状况，必须建立新的工业基地，而首先利用、改造和扩建原来工业基地是创造新工业基地的一种必要条件^[2]。”由于苏联援助的项目（156项，实际建设的为154项）及当时国内投入的694项（投资1 000万元以上）主要配置在大中城市的郊区（例如沈阳铁西、太原晋祠、西安灞桥、兰州西固和武汉青山等），且按照某种协作关系进行布局，因而取得了很理想的经济与技术效果，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基础。之后由于面临非常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毛泽东主席确定并实行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开始了10年左右的大规模三线建设。

“六五”期间（1981—1985年），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沿海地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七五”期间（1986—1990年），国家划分3个地带而将战略重点置于沿海地区，同时将部分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重点工程转移到中部地带，西部地带基本上处于准备开发状态。自1992年中央政府开始考虑“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在“九五”期间正式实施这一战略，并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战略背景下，1999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2002年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东北振兴”，这些只是国家的区域发展方针。2005年国务院正式确定将“中部崛起”作为中国的区域发展方针之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促进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等发展方针，组成了中国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架。

从中国全国经济发展、地区发展特色以及国防安全等方面综合考察，上述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充分遵循中国基本自然结构与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基本国情起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在总结“三线建设”中经济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的经验教训之后，还是多次出现了关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转移选择的问题。学术界及社会方面，在说到中国发展时通常会强调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就有舆论提出实行大转移，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战略大转移的思潮：“梯度推移战略”、“超越战略”、“两边夹击战略”、“中间突破，东西结合”战略、“一个半发展战略”（东部是重点，西部是半个重点）、“均衡论”，均主张各地带各地区均衡发展。当时召开的几次关于西部发展问题的讨论会，有很多高层管理人员与顶级学者出席，讨论十分激烈^[3]。

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实行战略转移，那将使大量的开发区、重点工程、政策配套体系建设形成无数的“半拉子工程”，境外投资者和商人将陷入不知所措乃至大规模撤资的混乱局面。这是完全违背区域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会面临怎样的情况？

第九个、第十个“五年计划”都把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最后的结果都是发展差距没有缩小，大的宏观区域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这说明现阶段靠人的力量还不能大幅度改变中国三大自然区和地势的三大阶梯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大区域之间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特别是在东部和西部之间谋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实力都一样，或者基本一样，在很长阶段内难以实现。而且，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

国家总结以往长时期的经验，从“十一五”计划开始提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标，是非常正确的，这是解决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所谓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求人们的医疗条件、教育条件、环境卫生条件、居住条件、出行条件等，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逐步做到一样，而不是要求各地区的经济实力与人均GDP、个人财富一样。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发展指标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近20年来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很多大型项目，地方上GDP总量及其增速很高，但部分地区的社会效益乃至经济效益不是很好，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改善饮食条件、出行条件、教育条件、医疗条件等方面的花费比投资大型经济项目少，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可以大有作为。实践证明，实行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的，近年来取得了普遍明显的进展。中西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有了自来水、硬装路面，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及老人医疗保险等也有了明显改善。实现这些关系到民生的事情，是提高社会发展水平与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对于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国家按照功能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发展各自优势，包括发展特色产业，提供高质量的生态服务功能，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流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长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

1996年正式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至今形成了全国合理的科学区域经济态势，即大格局。这种大格局中包含五大区域3种类型。这是较长时期内稳定、合理的格局，目标是要发挥各种类型区域各自的“强项”，形成彼此协调的整体优势。各种类型的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的和谐，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涵。根本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造就“美丽中国”。如果要实施区域战略大调整，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国性的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绕不开的两大领域;第二，基础雄厚的东北与长江经济带，应深化结构调整以发挥其潜力及巨大优势；第三，沿海地带的现代化深入发展，特别是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枢纽区的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是代表中国到国际大舞台展现竞争力与强大国力的大战略，是我国区域战略的“重中之重”。

我们应该使上述3种类型的区域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全国的巨大整体优势。这样，整个国家的空间组织效能才能大大提高，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

当前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大格局，其形成过程经历了200年。美国区域经济现状是各州单位面积的GDP相差极大，但美国各州人均收入相差很小。根据中国国情，建议欠发达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要持续重视人才培训，包括语言、专业技术及文化教育等方面，从而提高人员流动到发达地区创业并融入社会的能力。这是一项需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并长期实践的事业。

海洋、大陆、海陆位置以及大陆沿海所处的全球气候带等，对相关地区与国家的人类发展史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海洋在19世纪就被认为是“伟大的公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更加扩大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受海洋吸引的客观趋势。世界经济与人口密集地分布在地球南北亚热带与温带的海岸地带。

中国的自然地理格局，是目前也是未来国家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重要基础：地形西高东低，大河由西向东，构成了中国千百年的货物和人的主要流向；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受海洋的吸引是普遍规律。由于历史发展积淀的结果，今天沿海地区具有技术创新、“第一时间”了解与消化国际各行业技术与市场动态以及进入国内外市场等优势。

由于上述两条重要原理的作用，中国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客观上形成了以下基本特点：工商业城市和大型运输基础设施集中在沿海地带。借助长江这条中国最大的可通航的河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和内地武汉、成渝地区相互连接，形成了经济发达、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城市集聚带。在沿海和沿长江实力之外，也出现了沿交通干线、能源输送线等形成的产业、城市集聚带。在上述经济集聚带相交处，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的集聚，即城市、产业和城市集聚区及城市群。

中国经济的三大枢纽区都在沿海地带。在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促使了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基本驱动因素是产业的“地点空间”正在被“流”的空间所取代，形成了Scott^[4]阐述的“门户城市”。这种城市所在的区域，即为“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s）。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大格局正在造就中国经济的“地理枢纽”，即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大城市区）^[5]。三大经济枢纽区及其带起的三大经济合作区的发展，竞争力得到提高。同时，与“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对接，使中国更大程度上融入世界体系，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对于中国这样的幅员大国与社会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的国家而言，在制定国家的宏观发展方针时，地理距离及经济布局的大态势是必须考虑的极重要的因素。

地区间运输能力可以提高，但运输距离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很难改变。这往往被忽视了。中国部分西部地区，区内及其周围地域消费市场小，与外部市场距离远，货物、商品、人员的运输成本高，生产成本、行政成本高。就现阶段而言，煤炭、煤电、风电与光伏电、一般性粮食与瓜果等物资，运到东中部主要消费区，在经济上就很难过关。

地理距离对于部分西部地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以往二十多年里，部分西北地区建成了大型煤电基地、风电光伏电基地，以及超高压与特高压输电线路。但由于西北电网不缺电，华中电网也基本不缺电，实际上要经过3 000 km左右输送到华东电网与原山东电网。这也是引起大量火电发电小时很低、弃风弃光严重的重要原因。

多年来，主要观点认为“缺水”是导致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不甚了解全国乃至全球自然结构特点的似是而非的观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甘肃河西走廊位于干旱区，但如何评估这里的水资源及干旱气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难以简单地解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处于暖温带与中温带，南、西、北三面及东西向横亘于境内，终年积雪山脉有昆仑山、天山、西天山和阿尔泰山。这两个地理特点，地球上任何一个大范围的干旱区都无法与之相比。由于高山融雪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全疆每年有超过800亿m³的水资源，而且这些水资源与华北（半干旱半湿润气候）等地区不同，是年际变化很小、保证率很高的稳定水资源；另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具有广阔的盆地地形。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成为人居环境相当好的大区域范围。单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口与耕地面积计算，人均水资源量和亩均水资源量，远高于很多东部季风气候区。此处，蒸发量大，但比世界许多干旱区的蒸发量少。但多年来，“新疆缺水”已成为社会各界以及学术界的“共识”。近年来有人提出“藏水入疆”，这个工程需要南北向穿过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间超过1 000 km的高山峡谷。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一旦变成地方的强烈诉求，就不仅仅是工程问题、经济问题及国内问题了。

就矿产资源而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基础产业特别是基础工业（能源重化工）可以更大规模地发展，但其周围地区对基础工业产品的消费量小，阻碍了这方面的发展。多年来，鉴于学者的呼吁与地方领导的要求，发展了大规模的能源化重工。但是，严重忽视了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就业与收入增加。这种区情及其影响，需要引起各级领导与各界人士关注。

几十年来，中国发展各阶段的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战略都有密切的关联。上述已经对各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方针制定与实施的背景、效果作了概括阐述。现在国家发展进入大规模转型阶段，对于现阶段形成的区域发展大格局应如何评价呢？未来将会演变成什么样的格局呢？

中国自然结构与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鲜明特点。已经编制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各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作了具体表述与政策要求，指出要因地制宜以及如何因地制宜。无论国家的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管理，都需要功能区划做依据。

经过二十多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形成了现阶段较为稳定、合理的大格局。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宏观格局不宜进行大调整。以三大自然区与地势三大阶梯为标志的功能区为基础，进行空间发展规划与经济布局，是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理念。根本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造就“美丽中国”。要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生活条件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当然也要逐步缩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

新时代，转变为提升竞争力阶段，工业不仅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城市发展，大规模开拓建成区也不能持续。各种类型的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的和谐及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涵。以此来达到我们对国土空间进行科学管理的主要目标。科学规划与精细化管理是新时代国情理念的客观要求。

中国的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的战略重点是以沿海地带与沿江地带为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的一级轴线。这个构架科学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布，使中国的生产力布局与交通运输、水土资源、城市依托和国内外市场实现了最佳的空间组合。沿海和沿江地带仍然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两大地带，也是支持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点经济带^[6,7,8,9,10]。在这个大构架内，现阶段的三大城市群优化发展以及进一步提高在全球的竞争力，是国家区域战略的“重中之重”，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批中心城市与区域性的城市群予以重点发展。这样就可以将全国都带动起来，使全国的经济组成一个强大的整体。

中国是后发展国家中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与农村人口大国。这种不同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特点，对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都有极为明显的影响。其一，中国的城镇化需要且可能实现较快的发展速度；其二，中国的社会制度以及土地制度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城镇化发展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十二五”期间，全国有2.6亿农民工没有实现城镇化；农村产业、人口、劳动力空心化严重；土地资源大量流失，农村环境普遍污染；近亿儿童留守在农村。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国家会出现两大类人群的不和谐甚至对立：城市几亿人口与农村几亿人口之间，城市中几亿原居民与几亿农民工之间，这将是一种很可怕的情景。在2013年夏天召开的一次汇报会上，李克强总理几次强调城镇化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成败。

2013年12月12~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克强总理作了重要讲话。从此，我国开始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期：中心是人的城镇化。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从而使我国避免了类似于拉丁美洲那种引起社会动荡的陷阱式城镇化发展。

能源是需求量大且广泛需要的战略性资源，涉及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各方面。时至今日，能源问题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最为突出。

中国能源资源种类多，分布不均。煤炭储量极其丰富，集中在华北和西北，是中国能源工业的主体，也是大气污染与碳排放的主因；石油天然气已探明的资源量不算很丰富，但中国现阶段却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工业；水能丰富，分布集中在西南地区，离负荷中心远；作为清洁能源的风能与光伏能，资源丰富，分布广，但发电小时低；核能，起步晚发展快，但安全隐患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阶段的能源供应压力都很大。

以下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社会经济对能源的需求、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大规模扩张等能源战略的有关问题：

（1）根据国情特点及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强烈需要，中国发展了以基础产业特别是能源化重工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对能源供应的需求增长很快。在这种情况下，火电在单位千瓦投资和建设周期等方面的优势，都未使以煤电占主导地位的二次能源结构改变。且主要的电力负荷中心离能源基地的地理距离远。

（2）关于中国的水火电比重。1958年的南宁会议由于考虑到经济问题，因而制定了中国电力发展的基本方针：从水火并举，逐步过渡到以水为主。但是，长期未能实现。为何半个多世纪二次能源结构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是中国的能源资源的结构及其开发利用条件决定了二次能源结构,这就是中国的能源国情。

（3）关于第三个至第四个“五年计划”扭转“北煤南运”的方针付出的代价。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占85%~80%。自60年代中期，在中国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提出要大力扭转“北煤南运”。1970年提出要“大干三年，扭转北煤南运”。集中全国煤田地质领域45%的力量在江南九省市大规模“找煤”。大量的小“鸡窝矿”投入开采。但“三五”“四五”期间山西省没有开出一个新井。到“四五”末期，南方省市的大部分矿井都报废了，损失严重。中国对“北煤”的依赖程度更大了（注：中国南方除贵州及江西个别地方有较大煤炭储藏外，都是贫煤地区。1964年南方九省市58%的煤炭由北方调入。煤炭货流占京沪与京广两条铁路干线货流的50%。山西省煤炭矿井服务年限40~50年甚至100年，但南方矿井服务年限仅8~10年）^[11]。

（4）20世纪60~70年代东北地区为何严重缺电？东北地区自60年代起就缺电，国家地矿部门很早就计划要开发内蒙古东部的霍林河、伊敏河与平庄三大露天煤矿，就近运到东北三省发电，同时也建设若干坑口电站输电到东北。但是，由于当时集中资金在江南九省市找煤挖煤，以致三大露天煤矿的开发拖延了十多年。

（5）自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中国对能源交通等进行了长时期方针政策的调整与相应的大规模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但从“十一五”中后期开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刺激下，能源需求激增，能源化重工大发展,特别是风电、光伏电及核电迅速大规模扩张。近年来能源需求发生巨大变化，电力需求严重不足。风电光伏电大量弃风限电、弃光限电（达到40%左右，甚至50%），火电年发电小时也大幅下降到4 000~5 000小时。风电、光伏电、核电的设备制造与建设安装能力过大。

目前从战略层面上看，对电力需求的顶层设计方面没作出稳妥的安排；对中国新能源资源及开发利用条件未作科学评估；1998年与2008年的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进展；在能源大领域内部，还存在行业利益最大化倾向；再有，就是地理空间的距离因素考虑严重不足。

现在，我们需要对近10年来中国的能源国情与能源政策进行反思。“十四五”国家能源战略的调整，要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相适应，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以国家利益为重，审视其可行性与合理性。其中：核电规划应该重新制定，实行总量控制乃至逐步减少的方针。做核电强国，不做核电大国（第一）；分布式光伏发电可以着力推广，但要因地制宜，积累经验与条件，逐步扩大；过去二十多年特别是近10年来，煤炭开采、运输、储存、加工转化以及大型火电厂，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已经获得相当大的进步。今后，要大力促进以煤为主的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继续加强其下游转化的技术开发与应用，这是实现中国能源安全、建立可持续能源保证的重要基础。

无论是国企（火电、核电及国家电网）还是民企（风电与光伏电），都要有风险意识，都需要承担风险。在国家大的规划目标框架下，应由各行业做好规划。

根据中国各地区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电力负荷）的国情，在中国内陆长江沿岸所能找到的3个厂址都不符合核电站的安全要求。核电厂址半径80 km范围内人口总量高达700万左右，密度是切尔诺贝利的8倍。在如此高的人口密度区建设核电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大气弥散条件是内陆核电厂选址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欧美内陆核电厂址的年均风速均大于2 m/s、年静风期最多只有几天，而中国所选厂址的年静风期长达1~2个月、年均风速均小于等于2 m/s。

中国已经在东南沿海及华东沿海布置了（含在运、在建）50多座核电站。但是，渤海沿岸应当成为中国核电站布局的禁区。因为，渤海并不是“大海”，渤海沿岸不是“大洋沿岸”。渤海作为中国的大型内海，面积7.8万km²。但海水的平均深度只有18 m，这与黄海、东海与南海完全不同。渤海有南北两条分别流入渤海与流出渤海的微弱环流，一般的海流仪都观测不到^[12]。20世纪90年代曾经有学者计算得出：由于进入渤海的黄河、海河、辽河等的径流量相当少，仅依靠渤海海峡与黄海之间少量的海水流动，加上渤海自身的自净能力，要使渤海海水完全交换1次需要100年以上。如果在渤海沿岸建设大批核电站，一旦发生大的核事故与核泄露，很可能有核废料和核污水进入渤海，而且时间延续很长，渤海将变成“死亡之海”。在长时间内，渤海本身就会成为大型永久性的核污染源。

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能源问题的解决，以及全国能源结构的调整，都只能是渐进式的，很难靠行政手段大面积改变能源消费结构。

气候带、大区域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条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其空间格局的作用巨大。

一些学者及地方多年来一直呼吁将黄河经济带如同长江经济带那样纳入国家区域战略（区）。就自然特点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开发利用的意义衡量，黄河是与长江完全不同的长大河流。黄河上中游大部分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年平均降水量200~400 mm。下游豫鲁两省属半湿润半干旱的暖温带气候，年降水500 mm左右。历史上黄河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570亿m³。近20年来径流量又明显下降。以发展条件、开发潜力、人类宜居环境综合条件衡量，长江流域居全球各大河之首。长江干流走向与纬度平行，干流两侧各200 km范围内90%以上的面积都在亚热带内，降水丰沛，多年平均降水1 000~1 200 mm，长江入海处多年平均径流量9 660亿m³（相当于年平均流量30 000 m³/s）。长江是现在世界上距离最长、货运量最大的内河航道。2016年长江航运年货运量达20.6亿t，分别为美国密西西比河、欧洲莱茵河年货运量的4倍和6倍。是否具有航运之利及意义的大小，是今天衡量世界上长大河流在所在国家与区域经济意义的基本标准。黄河没有航运之利，是不存在黄河经济带的首要原因。没有像长江经济带拥有上海及长江三角洲那样的门户城市与枢纽城市（枢纽区），是不存在黄河经济带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黄河经济带在全国层面和经济层面均不存在。不宜“寻找”与规划“龙头城市”，不要规划建设沿黄纽带性经济工程。黄河三角洲也不适宜被确定为“国家战略”。这里能发展什么“生态经济”尚不明确。进行大规模城市与工业交通开发，显然是不合理的。

黄河流经地区应加强已经初步形成的区域性特色经济，逐步实现能源工业、大型与重型设备制造、大农业及高品质的种植业与农区畜牧业等的经济转型。因地制宜、因水制宜发展经济与城镇化。依靠资源优势、依靠国家支持，已经明显不够，要着力认真找准符合自身特点的方向，要考虑到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对中国在全球政治地理格局中的重要性、复杂性及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都需要进行准确评估与判断。要对当代中国地理位置特征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表现进行综合分析，如全球政治地理分区中与强力集团及与缓冲地带的相对位置，海陆关系，大地带性的地形、气候，与对外贸易主通道及其与海上航行主航线、大洲间海峡的关系，与大国及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基本态势，经济与军事实力在主要海域与大洲的对比情况等。

中国以往所制定的国家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周边地区的方针政策充分体现了各阶段的国情及与当时国际大国的实力配置格局。例如：①“三个世界”的主张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情及其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基本判断与战略方针。②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一大外汇国，中国的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行动与未来可能形成的地缘政治新格局，体现了基于中国国情的全球观念与全球战略。③现阶段对周边的地缘政治战略方针中，如对待朝核问题的一贯立场、与俄罗斯及中亚的特殊性战略伙伴关系。南海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海域，现阶段五大国际航线是中国的生命线，南海处在生命线的咽喉之处。这是中国现阶段对东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等国家的外交政策乃至国防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

(1)如何将中国国情与国家战略的制定、实施与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们科学运用中国国情知识的关键。我们从大量的国内外发展实践与案例的分析与甄别中得出了一些最起码的理念：综合思维与科学判断。

任何一个领域、事项、工程的决策，常常看似是某个单方面的事情。但实际上，并不只是存在单方向的关联，即大量决策事项都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需要从多方面做可行性的支撑分析。国家战略是在综合运用国情与国情元素基础之上形成的决策。无论是决策咨询建议的提出，或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国家战略的正确解读，都应便于在职能范围内贯彻执行。

也就是说，知道国情并不一定就能深刻理解国家战略或对国家战略的实施提出建议。决策研究与咨询研究涉及到国情的方方面面，本身就是多维具有一定高度的工作。

(2)如何具体认识与解决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区域间的相互依赖性。实践中，决策与咨询工作常会被部门利益或地区诉求所“左右”，因而带来整体层面不必要的损失。决策或咨询过程中，必须要超越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与当前利益，将局部问题置于全局即全国乃至更大的范围去考量，从综合性的国家利益考量。这就是从全局上来论证一个重要政策建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相互关联的方法论来解析一个方案一个建议的是非得失。对建议的可行性进行周密的论证，做出取舍或协调，基本的原则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根据对国情与国家利益的判断，提出现阶段能实现什么目标，不可能实现什么目标。要判断所建议政策措施对态势的下一步发展的影响是否符合国家与社会的要求，有多大风险与代价，对这种代价是否值得等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风险分析。也就是说，需要在更大空间与时间范畴内，经过平衡、综合、取舍来完成决策咨询研究。力争使工作具有较大程度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3)对有些体现部门利益或地区利益的诉求可能被否定，或受到部门或地区的非议与批评，同时也可能受到来自学术界的质疑。

(4)建议各地区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在结构、增速、投资等方面不要千篇一律，知己知彼但又不宜攀比。政府部门要将对中央的政治责任心与智慧体现到对所在地区、部门发展潜力的深刻分析、找准方向及制定落实具体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

地理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国情学科与经世致用的学科，主要体现在其综合性与区域性上。地理学者要科学认识我们的家园——中国，宣传与运用好中国国情。必须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实际意义，看不到实际意义的“理论研究”对于地理学来说没有意义。

我们建议，广泛宣传中国国情的地理基础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自然区划就是中国国情的一份最综合性的科学认识图景与科学概念，是新中国地理学者最早奉献给国家的一份最基础性的答卷。21世纪开始，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是地理学家在国家主管部门领导下完成的最新的一份答卷。还有极其众多的体现中国地理国情的规律、理念等也需要被各级领导干部所了解。有些最基本的内容与规律，建议写入地理课本和各级党校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