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7 , 32 (11): 1218-1225 https://doi.org/10.11867/j.issn.1001-8166.2017.11.1218

Orginal Article

气候变化影响区域文明发展演化的主要表现方式

方修琦, 张頔旸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地理学院,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Patterns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ivilization

Fang Xiuqi, Zhang Diyang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75, China

中图分类号:  P4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66(2017)11-1218-08

收稿日期: 2017-08-6

修回日期:  2017-10-5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1-1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球科学进展 编辑部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历史气候与社会系统周期变化的协同效应分析”(编号:41371201)北京师范大学新生研讨课建设项目“气候变化与文明”(编号:1301-01)资助

作者简介:

First author:Fang Xiuqi(1962-),male, Qianguo County,Jilin Province,Professor.Research areas include environment change and its impacts.E-mail:xfang@bnu.edu.cn

作者简介:方修琦(1962-),男,吉林前郭人,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演变及其影响研究.E-mail:xfang@bnu.edu.cn

展开

摘要

气候变化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导致区域文明兴衰的基本力量之一。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影响的表现形式和最终后果既与气候变化的特点有关,也与人类社会的适应有关,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基于近20年来国内外气候变化与文明研究的大量实例,归纳出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5种主要表现形式:周期性循环、脉冲式变化、适应性转型、文明崩溃与衰落、迁徙与替代。以上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气候变化与文明发展相互作用机制的认识,并为人类应对全球变化挑战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 气候变化 ; 文明 ; 气候变化影响 ; 适应 ; 类型

Abstract

Climate change has profoundly impact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one of the basic forces that have led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regional civilization. The manifestations and ultimate consequences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social development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ociety, which are both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o the adaptation of human society. Based on the published papers on climate change and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five patterns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ivilization were summarized. They are periodic changes, pulse, adaptive transition, collapse, migration and replacement. Periodic changes and pulse occurred when climate change impacts were within the resilience of human social systems. Thus, there was no need for major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human society. Adaptive transition was a fruit of successful response of the human system when the extent of abrupt climatic change or the trend of climate change exceeded the available range of human social systems In contrast, collapse was a result of failed response of the human system. Migration and replacement, in which people moved from their original living place to other regions and sometimes even replaced the aboriginal civilizations with the colonized civilization, could occur no matter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had exceeded the resilience of human system. The summarization is expected to be usefu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civilization, and for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f future global climate change.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 Civilization ;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 Adaption ; Pattern.

0

PDF (2639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方修琦, 张頔旸. 气候变化影响区域文明发展演化的主要表现方式[J]. , 2017, 32(11): 1218-1225 https://doi.org/10.11867/j.issn.1001-8166.2017.11.1218

Fang Xiuqi, Zhang Diyang. Patterns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ivilization[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7, 32(11): 1218-1225 https://doi.org/10.11867/j.issn.1001-8166.2017.11.1218

1 引言

气候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最为活跃的要素,其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虽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决定因素,但对人类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工业化时代以前人类文明的进程受气候变化影响尤为明显。

近几十年来,以气候增暖为标志的全球变化正在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此大背景下,国内外学者不断深化对过去2 000年气候变化特征及其变化机制的认识[1~4],与此同时,对历史气候变化的影响及人类适应研究日益重视。当前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之一就是通过认识过去人类—气候—生态系统在多时空尺度上的相互作用机制与过程,增强对当代气候变化影响与人类社会适应的理解[5]。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气候变化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导致区域文明兴衰的基本力量之一,人类历史上的人口波动与迁徙、经济波动、社会治乱变化、朝代更替乃至文明兴衰等事件与气候变化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对应关系[6~16]

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影响的表现形式和最终后果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与人类的适应相互作用的产物。适应是人类社会面对预期或实际发生的气候变化的系统运行、过程或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而采取的一种有目的的响应行为,它不仅是对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影响的一种反应,而且还应包括如何将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转换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17]。适应方式的选择、适应手段的有效性既体现了文明的特点,也相应地影响着文明的进程,同时也体现了人类智慧在维持地球系统平衡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系统查阅并分析了近20年来国内外气候变化与文明实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5种主要表现形式,并列举若干代表性案例,期望深化对气候变化与文明发展关系的认识,正确认识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与极限,并以史为鉴,为人类应对正在面临的全球变化挑战提供历史借鉴。

2 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5种主要表现形式

2.1 周期性循环

周期性循环是指人类社会随着气候的周期性或阶段性变化而呈现兴盛与衰落状态交替的变化特点。周期性循环意味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幅度未超出人类社会弹性的阈值[17,18],人类社会的各子系统能够在不改变其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对气候周期性变化的影响做出适应性调整(图1a)。

气候变化往往通过资源或灾害的周期或阶段性变化而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子系统的粮食生产与供给,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反馈过程使影响传递至经济、人口、社会子系统,造成社会盛衰的周期性循环[19,20]。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总体上呈现多尺度的“冷抑暖扬”的周期性循环特征。暖期气候总体上是有利的,历史上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人口增加、疆域扩展的时期往往出现在百年尺度的暖期,相反的情况则发生在冷期。暖期气候总体有利于农业发展,为社会更快发展提供更为优越的物质条件,是历史上“冷抑暖扬”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冷期的影响似乎以增加人类系统的脆弱性为主,使得社会经济系统调控危机的能力明显降低,在遭遇极端气候事件与重大灾害的情况下往往容易触发社会危机[2,13~15,21~25]。中国地域广阔,不论在暖期还是冷期中,都是有利和不利影响的地区并存,因而具有更大的缓冲空间和更高的整体社会弹性;同时,人类对环境变化存在着积极的响应机制与响应措施,因而因时、因地地适应气候变化,不仅可以趋利避害,而且可以不断提升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华文明因而区别于以阶段性和替代性为特征的欧洲文明,呈现以周期性循环为特征的连续变化特征[13~15]

图1   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社会的5种表现形式示意图
(a)周期性循环;(b)脉冲式变化;(c)适应性转型;(d)崩溃或衰落;(e)迁徙与替代

Fig.1   Five patterns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ivilization
(a)Periodic changes;(b)Pulse;(c)Adaptive transition;(d)Collapse;(e)Migration and replacement

2.2 脉冲式变化

脉冲式变化是指社会受气候变化事件影响而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偏离原有状态后又很快恢复到原有状态的情况。相对于同时间尺度上其他时段的气候变化而言,气候变化事件往往具有变化快、变幅大、持续时间短的特点,气候适宜事件带来的短暂风调雨顺可能造就昙花一现式的繁荣乃至强大帝国;而气候恶化事件可能成为人地矛盾突然激化的触发器,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气候变化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通常是短暂的,当气候事件结束并恢复到较为稳定的时期后,短期的社会繁荣或动荡也随之结束,重新回到气候变化前的平稳状态(图1b)。

公元1211—1225年蒙古湿润期与成吉思汗政权的短期强大存在着对应关系[26]。12世纪蒙古的干旱和动荡为成吉思汗颠覆已有秩序建立统一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并非迫于气候恶化,而是13世纪初气候转向短暂的温暖湿润,适宜的气候条件提高了草原生产力和环境容纳量,使得蒙古拥有更多战马和人口去完成扩张。正是在此有利的气候背景下,成吉思汗完成了迁都、集权、扩军、扩张等一系列行动,建立起蒙古帝国霸业。其后至14世纪末气候转干,其间元朝灭亡,蒙古失去大量疆土。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多是由持续数年或数十年的极端干旱事件所触发的[2,25]。极端干旱所造成的严重歉收和粮食安全危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通过复杂的影响传递过程,触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事件发生,造成中国社会的动荡混乱甚至政权的更替,但社会在短期的混乱后又会重新回到有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

2.3 适应性转型

适应性转型是通过用新的生产或生活方式全部或部分地替代原有与气候变化前状态相适应的生产或生活方式,以与变化后的气候状态相适应,并实现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图1c)。成功的适应性转型意味着具有使人类系统得以重建的弹性和适应能力[7],新的适应模式不仅可帮助人类渡过气候变化造成的危机,而且可为人类的后续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和全新的机遇。

在人类演化的进程中,有许多里程碑事件发生于气候的转变期,这正是人类成功地进行适应性转型的结果。人类的起源和早期文化进化与成功地适应气候干旱密切相关[27,28]。非洲气候干旱化过程始于约3 Ma BP之后,在1.8~1.6 Ma BP达到顶峰,环境的干旱化使得森林缩减草原扩张,森林食物资源的丧失和栖息地生态结构的变化驱动了自然选择,迫使一部分种群放弃林栖息习性,来到地面生活,这有利于前肢的解放和脑容量的增加,为了获取足够的食物以及躲避捕食者,人类的祖先用智慧、合作、制造和使用工具等弥补生理不足。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性的事件出现在2.9~2.6 Ma BP和 1.9~1.6 Ma BP。2.6 Ma BP以后出现了具有更大脑容量的人类世系,稍后开始出现标志人类出现的奥尔杜威石器;1.9 Ma BP进化出直立人,至1.6 Ma BP出现制作更为精致的阿舍利石器工业,并第一次走出非洲前往欧亚。农业的最初起源被认为可能与气候恶化产生的压力有关,新仙女木事件期间干旱的气候条件导致近东地区的食物短缺,促使以采集为生的人们开始种植被驯化谷物作为食物的补充来源,从而导致农业在近东地区出现[29]。农业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适应环境的生产方式,与末次冰期时期相比,全新世大气CO2含量显著增加,气候变暖,降水量增加,气候变率降低,这都为农业的发展和空间扩张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农业作为一种主导经济形式得到快速发展[30],在农业出现后的8 000年中,农业这种新的经济方式从各个起源中心以不同的方式向外扩展,至公元初年前后,世界上大多数适于农业发展的地区都转为食物生产。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它为人类提供了稳定而持续的食物供给,维系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并使得复杂的文明社会形态的出现成为可能,人类因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时至今日,农业仍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维持提供食物来源。

新的适应模式不仅可帮助人类实现在逆境中发展,而且可以成为人类系统弹性的组成部分之一,为后续的稳定发展提供支撑。人类于距今3 600年前气候恶化之际大规模定居在青藏高原,主要得益于耐寒的麦类作物的种植和家畜羊的传入[31,32]。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距今5 200~3 600年的较早期的遗址点多集中在2 500 m左右的河湟谷地中,农作物以耐寒性较低的黍粟类作物,受同期黄河流域粟作农业发展的影响。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在距今3 600年之后演化为多个特点鲜明的地方性文化,距今3 600~2 300年较晚期遗址点大量出现在3 000~4 000 m,作物更多为更为耐寒的青稞(大麦)等麦类。耐寒麦类的种植和家畜羊的传入,不仅使得人类能够在气候变冷的情况下向高海拔地区移动,而且作为一种延续至今的农业制度使得人类能够在高原上成功地永久定居。

2.4 崩溃与衰落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许多辉煌一时而又最终衰落的文明同气候变化有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文明崩溃与衰落意味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幅度超出人类社会的弹性阈值,使得人类社会的弹性和适应能力不足以成功地渡过气候变化造成的危机,从而导致人类社会难以承受气候变化的打击或无法适应变化后的气候状态,原有的稳定发展状态难以继续维持,文明因而发生中断或退化到较低水平上发展(图1d)[7]。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是导致史前和历史时期区域文明崩溃的基本力量[7~12,33~43]

文明的崩溃与衰落多与气候重大阶段性转折或突变事件相对应,气候转折或突变造成的资源短缺或灾害加剧是人类难以抗拒的自然力量。约4 000年前的气候恶化事件造成世界许多地区文明的崩溃或衰落,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的阿卡德文明、古埃及文明的衰亡与约4 000年前的气候干旱事件有关[7,33,34],我国许多地区原始农业文化也在4 000~3 500年前突然中断或衰落[12,31,32,35,36]。在历史时期,中世纪持续性干旱摧毁了美洲的玛雅文明[37~40]、北美洲的阿那萨齐文明[41];小冰期的严寒导致了格陵兰岛的食物短缺、对外航道被海冰封锁,使兴盛于中世纪暖期的殖民定居点衰亡[9,42]

文明最终走向崩溃与衰落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超出了人类社会的适应能力。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人类总是要尽可能地采取各种适应措施,成功的适应可使人类度过危机,而适应能力的不足或适应手段的丧失,往往使得文明失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最后机会。玛雅文明的最终衰落与气候变干超过其适应能力密切相关,面对发生在早古典期的干旱事件(公元200—500年),玛雅人通过发展集约节水玉米农业、政治重组等适应措施成功地渡过了气候变干造成的危机,且先进的农业生产策略促进了玛雅在随后一个多世纪的湿润期内的蓬勃发展与繁荣;但在晚古典期玛雅低地进入更为极端剧烈的干旱期(公元600—1000年)后,前古典期所使用的应对措施亦未能拯救庞大而复杂的人口社会系统,使得文明最终衰败[40]。东南亚的吴哥文明最终被干旱摧毁也与其适应能力丧失密切相关。在公元12~13世纪的弱季风期内,高棉人为了应对不定期且漫长的干旱在吴哥修建了人工湖及完备的供水网络系统并长期满负荷运作以缓和水资源的短缺;但公元14世纪季风增强、降水激增导致的洪水对吴哥的基础设施及供水系统造成了结构性破坏;当公元15世纪时季风再次减弱、漫长干旱再次来临时,供水系统瘫痪的吴哥失去了稳定水源,高棉国也再无力修复其基础设施,高棉人最终被迫放弃了吴哥[43]

2.5 迁徙与替代

迁徙是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之一,表现为人群离开原居住区域移动到另外区域。气候变化影响迁徙的途径是多样的,可能源自气候变化对原住地或目的地环境适宜性的影响,也可能源自气候变化造成的2个区域之间通道畅通程度的改变。人类的迁徙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气候变化影响及其响应行为会传递到其他地区,甚至导致其他地区原有的文明被移入的文明所替代(图1e),由此产生气候变化影响的异地响应及区际关联[19]

气候变化导致的原居住地的生存危机或目的地更为宜居的环境都可能促成人类的迁徙。自公元前8500年以来,东撒哈拉地区史前人类随气候的干湿变化而迁徙,经历了从狩猎到多种资源经济、再到专业化畜牧业的阶段性变化。在末次冰期最盛期,撒哈拉沙漠较现代南扩400 km,现今撒哈拉沙漠地区无人类活动的迹象。公元前8500年季风降雨的突增将东撒哈拉从晚更新世的沙丘转变成适宜人类居住的类萨瓦纳环境,适应萨瓦纳草原环境的狩猎—采集者们随着雨带的北移而从南方向北迁徙,并在东撒哈拉地区迅速地定居下来,当时的人类曾扩散到现今利比亚沙漠中最为荒凉的大沙海中心地区。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300年在湿润气候的背景下,东撒哈拉地区通过绵羊和山羊的引进与牛的驯化建立起了游牧业经济。然而在公元前5 300年之后,与季风降水南移、气候变干的趋势相对应,史前人口存在向现在的萨哈尔(Sahelian)地区南迁的总体趋向,在游动性的狩猎—采集者到定居的制陶农民和放牧者过渡的地区,大量的定居者和制陶的猎人、渔民、采集者变成了游牧的放牛者,专业化的牛畜牧业其后成为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陆的基本生活方式。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1500年沙漠重新扩张,永久性的人类活动只局限在苏丹北部区域[44]

气候变化可通过改变2个区域之间通道的畅通程度而影响人类的迁徙。现代人走出非洲受到气候变化的多方面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气候变化对迁徙通道的影响。末次冰期海面下降使得现代人能够从非洲跨越红海达到阿拉伯半岛而进一步扩散到整个欧亚大陆和澳大利亚[45,46],同样是在末次盛冰期的低海面使得现代人能够经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陆,而印第安人在美洲大举向南扩展通道的打通则有赖于北美冰盖随着末次冰期最盛期结束而融化[45]

人口迁徙往往会造成被徙入区域的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甚至人种、民族或文明被徙入者所替代。历史时期欧洲文明的发展与气候变化有很好的对应关系[6],在气候恶化的时期,受周边民族的侵略而呈现原有文明被新文明替代的文明发展特点,而在欧洲殖民地的土著文明也被来自欧洲的移民所替代。在公元250—550年的黑暗时代冷期是欧洲历史上的政治混乱、文化变更、社会经济不稳定的大危机,即大迁徙时代。在3世纪气候显著冷干的背景下,西罗马帝国发生了异族入侵、政治混乱、经济紊乱的严重危机,欧洲被西征入侵匈奴人占领,战败的原住民族被迫西迁,西罗马帝国受此牵连而灭亡,落后的文明替代原先进文明,欧洲至此进入动荡时期[6];6世纪文明的兴衰变化、流行病爆发、人口迁徙和政治混乱与公元536—660年的古典时代晚期小冰期(the 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相对应,查士丁尼鼠疫、东罗马社会变革、斯拉夫语系人群在欧洲大陆上的扩散等均受其影响[47]。自13世纪以后,小冰期寒冷气候使得欧洲大陆接连遭遇了大饥荒、黑死病以及30年战争等社会危机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大陆上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为生计所迫的大规模海外移民也深刻地影响了新大陆文明的发展[6,9],美洲、澳洲大陆的土著文明被欧洲殖民者所带来的文明替代。

3 结论与讨论

过去全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文明兴衰关系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曾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本文根据国内外已有研究所揭示的大量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实,概括了气候变化影响社会发展的5种表现形式,即:周期性循环、脉冲式变化、适应性转型、崩溃与衰落、迁徙与替代。上述5种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社会的表现形式既与气候变化的特点有关,也与人类社会系统的脆弱性与适应能力有关,都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与人类的适应相互作用的产物。

当气候变化的影响尚在人类社会系统可承受的弹性范围内时,人类社会无需做出重大的结构性改变,仅表现为在已有体系下的周期性循环或脉冲式变化。其中,周期性循环受周期性或阶段性气候变化驱动,表现为人类社会兴盛与衰落状态的交替变化;脉冲式变化受气候变化事件驱动,表现为社会在短期内突然偏离原有状态后又很快恢复到原有状态。

当气候突变或趋势性气候变化的幅度超出人类社会系统已有的可适应范围时,需为适应气候变化做出相应的改变。成功的改变为适应性转型,表现为社会系统用新模式替代原有模式使人类渡过气候变化危机,并获得适应变化后气候状态的社会系统弹性,为人类的后续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和全新的机遇;失败的调整为崩溃与衰落,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中断或倒退到较低的发展水平,意味着人类社会未能成功地渡过气候变化造成的危机,发展难以为继。

迁徙与替代在不同气候变化形式下、气候变化影响是否超出人类社会系统可承受的弹性范围的情况下均可能发生。它表现为人群受气候变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离开原居住区域移动到另外区域,甚至用其所带来的文明替代原有的文明,它反映了气候变化影响的异地响应及区际关联。

上述5种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社会的表现形式曾发生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并对区域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社会的发展, 过去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许多具体结果已不可能再次重现, 但过去人类曾经历过的影响方式与适应影响的具体行为对当今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PAGES 2k Consortium.

Continental-scale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during the past two millennia

[J]. Nature Geoscience, 2013, 6(6): 339-346.

[本文引用: 1]     

[2] Ge Quansheng.The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Dynastie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本文引用: 2]     

[葛全胜.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本文引用: 2]     

[3] Sun Weiyi, Liu Jian, Wang Zhiyuan.

Modeling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precipitation on centennial time scale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5, 30(7): 780-790.

[孙炜毅, 刘健, 王志远.

过去2000年东亚夏季风降水百年际变化特征及成因的模拟研究

[J]. 地球科学进展, 2015, 30(7): 780-790.]

[4] Wang Xiaoqing, Liu Jian, Wang Zhiyuan.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reconstructed tempera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

[J].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5, 30(12): 1 318-1 327.

[本文引用: 1]     

[王晓青, 刘健, 王志远.

过去2000年中国区域温度模拟与重建的对比分析

[J]. 地球科学进展, 2015, 30(12): 1 318-1 327.]

[本文引用: 1]     

[5] IHOPE.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History and Future of People on Earth (IHOPE): Research Plan (IGBP Report No. 59)[Z/OL]. 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ihope,2010.

[本文引用: 1]     

[6] Büntgen U, Tegel W, Nicolussi K,et al.

2500 years of European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human susceptibility

[J]. Science, 2011, 331: 578-582.

[本文引用: 4]     

[7] Butzer K W.

Collaps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109(10): 3 632-3 639.

[本文引用: 4]     

[8] Costanze R, Graumlich L J, Steffen W,et al.

Sustainability or collaps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humans and the rest of nature?

[J]. AMBIO, 2007, 36: 522-527.

[9] Lamb H H.

Climate, History and Modern World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本文引用: 2]     

[10] Gil-Guirado S, Espín-Snchez J, Prieto M R.

Can we learn from the past? Four hundred years of changes in adaptation to floods and droughts, measuring the vulnerability in two Hispanic cities

[J]. Climatic Change, 2016, 139:183-200.

[11] Weiss H, Bradley R S.

What drives societal collapse?

[J]. Science, 2001, 291: 609-610.

[12] Fang Xiuqi, Ge Quansheng, Zheng Jingyun.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es on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J].Journal of Paleogeography, 2004, 6(1): 85-94.

[本文引用: 2]     

[方修琦,葛全胜,郑景云.

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J]. 古地理学报, 2004, 6(1): 85-94.]

[本文引用: 2]     

[13] Fang Xiuqi,Xiao Lingbo, Su Yun, et al.

Soci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J]. Journal of Paleogeography, 2017, 17(4): 745-752.

[本文引用: 2]     

[方修琦,萧凌波,苏筠,.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J]. 古地理学报, 2017, 17(4): 745-752.]

[本文引用: 2]     

[14] Wei Zhudeng, Fang Xiuqi, Su Yun, et al.

A review of climatic impacts on Chines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4, 29(3): 336-343.

[魏柱灯, 方修琦, 苏筠, .

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综述

[J]. 地球科学进展, 2014, 29(3): 336-343.]

[15] Ge Quansheng, Fang Xiuqi, Zheng Jingyun.

Learning from the historical impacts of climatic change in China

[J].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4, 29(1): 23-29.

[本文引用: 2]     

[葛全胜, 方修琦, 郑景云.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及其应对的启示

[J]. 地球科学进展,2014, 29(1): 23-29.]

[本文引用: 2]     

[16] Fan Ka-wai.

Climate change and Chinese history:A review of trends, topics, and methods

[J]. WIREs Climate Change, 2015, 6:225-238.

[本文引用: 1]     

[17] Zhang Lansheng, Fang Xiuqi, Ren Guoyu. Global Change (2nd Edition)[M]. Beijing: High Education Press, 2017.

[本文引用: 2]     

[张兰生, 方修琦,任国玉. 全球变化(第二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本文引用: 2]     

[18] Fang Xiuqi, Yin Peihong.

Review on the three key concepts of resilience,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in the research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J].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7, 26(5): 11-22.

[本文引用: 1]     

[方修琦, 殷培红.

弹性、脆弱性和适应——IHDP三个核心概念综述

[J]. 地理科学进展, 2007, 26(5): 11-22.]

[本文引用: 1]     

[19] Fang Xiuqi, Zheng Jingyun, Ge Quansheng.

Historical climate change impact-response process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J].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11): 1 291-1 298.

[本文引用: 2]     

[方修琦, 郑景云, 葛全胜.

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影响与响应的过程与机理

[J]. 地理科学, 2014, 34(11): 1 291-1 298.]

[本文引用: 2]     

[20] Zhang D, Lee H, Wang C,et al.

The causality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and large-scale human crisi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108(42): 17 296-17 301.

[本文引用: 1]     

[21] Zhang D, Jim C, Lin C,et al.

Climate change, social unrest and dynastic transition in ancient China

[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5, 50(2): 137-144.

[本文引用: 1]     

[22] Lee Harry F, Lincoln Fok, Zhang D D.

Climatic change and Chinese population growth dynamics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

[J].Climatic Change, 2008, 88(2): 131-156.

[23] Fang Xiuqi, Su Yun, Yin Jun, et al.

Transmission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from temperature change to grain harvests, famines and peasant uprisings in the historical China

[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2015, 58(8): 1 427-1 439.

[方修琦, 苏筠, 尹君,.

冷暖—丰歉—饥荒—农民起义: 基于粮食安全的历史气候变化影响在中国社会系统中的传递

[J]. 中国科学: D 辑,2015, 45(6): 831-842.]

[24] Fang Xiuqi, Xiao Lingbo, Wei Zhudeng.

Social impacts of the climatic shift around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

[J].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2013, 56(6): 1 044-1 058.

[方修琦, 萧凌波, 魏柱灯.

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气候转冷的社会影响及其发生机制

[J]. 中国科学: D 辑,2013, 43(5): 810-823.]

[25] Zheng J, Xiao L, Fang X,et al.

How climate change impacted the collapse of the Ming Dynasty

[J]. Climatic Change, 2014, 127(2): 169-182.

[本文引用: 2]     

[26] Pederson N, Hessl A E, Baatarbileg N,et al.

Pluvials, droughts, the Mongol Empire, and modern Mongolia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4, 111(12): 4 375-4 379.

[本文引用: 1]     

[27] de Menocal P B.

Climate and human evolution

[J]. Science, 2011, 331(6 017): 540-542.

[本文引用: 1]     

[28] Stanley M S.Climatic forcing and the origin of the human genus[M]∥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Effects of Past Global Changes on Life.Washington: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5:233-243.

[本文引用: 1]     

[29] Wright H E, Thorpe J L.

Climatic change and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C]∥Mackay A, Battarbee R, Birks J, et al, eds. Global Change in the Holoc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3: 49-62.

[本文引用: 1]     

[30] Willcox G, Buxo R, Herveux L.

Late Pleistocene and early Holocene climate and the beginnings of cultivation in northern Syria

[J].Holocene, 2009, 19(19): 151-158.

[本文引用: 1]     

[31] Chen F H, Dong G H.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 Plateau after3600 B.P.

[J].Science, 2015, 347: 248-250.

[本文引用: 2]     

[32] Zhang Dongju, Dong Guanghui, Wang Hui, et al.

History and possible mechanisms of prehistoric human migration to the Tibetan Plateau

[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2016, 59(9): 1 765-1 778.

[本文引用: 2]     

[张东菊, 董广辉, 王辉, .

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过程和可能驱动机制

[J]. 中国科学: D辑, 2016, 46(8): 1 007-1 023.]

[本文引用: 2]     

[33] Cullen H M, de Menocal P B, Hemming S,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Akkadian empire: Evidence from the deep sea

[J]. Geology, 2000, 28: 379-382.

[本文引用: 2]     

[34] Prasad V, Farooqui A, Sharma A, et al.

Mid-late Holocene monsoonal variations from mainland Gujarat, India: A multi-proxy study for evaluating climate culture relationship

[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4, 397: 38-51.

[本文引用: 1]     

[35] Fang Xiuqi.

Decline of prehistorical agriculture and formation of farming-grazing transitional zone in North China: A view from climatic changes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1999, 14(3): 212-218.

[本文引用: 1]     

[方修琦.

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J].自然资源学报, 1999,14(3): 212-218.]

[本文引用: 1]     

[36] Li Xiaoqiang.

New progress in the Holocene climate and agriculture research in China

[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2013, 56(12): 2 027-2 036.

[本文引用: 1]     

[李小强.

中国全新世气候和农业活动研究新进展

[J]. 中国科学: D辑, 2013, 43(12): 1 919-1 928.]

[本文引用: 1]     

[37] Hodell D A, Curtis J, Brenner M.

Possible role of climate in the collapse of Classic Maya civilization

[J]. Nature, 1995, 375(6 530): 391-394.

[本文引用: 1]     

[38] Haug G H, Günther D, Peterson L C,et al.

Climate and the collapse of Maya civilization

[J]. Science, 2003, 299(5 613): 1 731-1 735.

[39] Medina-Elizalde M, Rohling E J.

Collapse of Classic Maya civilization related to modest reduction in precipitation

[J]. Science, 2012, 335(6 071): 956-959.

[40] Douglas P M, Pagani M, Canuto M A,et al.

Drought,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and sociopolitical collapse in the Maya Lowland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5, 112(18): 5 607-5 612.

[本文引用: 2]     

[41] Larry Benson, Kenneth Petersen, John Stein.

Anasazi (Pre-Columbian Native-American) migrations during the middle-12th and late-13th Centuries—Were they Drought Induced?

[J].Climatic Change, 2007, 83(1): 187-213.

[本文引用: 1]     

[42] Barlow L K, Sadler J P,

Ogilvie A E J,et al. Inter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s of the end of the Norse Western Settlement in Greenland

[J]. Holocene, 1997, 7(4): 489-499.

[本文引用: 1]     

[43] Buckley B M, Fletcher R,

Wang S Y S,et al. Monsoon extremes and society over the past millennium o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4, 95(7): 1-19.

[本文引用: 2]     

[44] Kuper R, Kröpelin S.

Climate-controlled Holocene occupation in the Sahara: Motor of Africa's evolution

[J].Science, 2006, 313(5 788): 803-807.

[本文引用: 1]     

[45] Nielsen R, Akey J M, Jakobsson M, et al.

Tracing 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genomics

[J]. Nature, 2017, 541:302-310.

[本文引用: 2]     

[46] Timmermann A, Friedrich T.

Late Pleistocene climate drivers of early human migration

[J]. Nature, 2016, 538: 91-95.

[本文引用: 1]     

[47] Büntgen U, Myglan V S, Ljungqvist F C,et al.

Cooling and societal change during the 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 from 536 to around 660 AD

[J]. Nature Geoscience, 2016, 9(3): 231-236.

[本文引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