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科学进展, 2020, 35(7): 742-749 DOI: 10.11867/j.issn.1001-8166.2020.061

可持续发展研究

生态问题的社会经济检视

蔡运龙,

国家发展研究院瑞意高等研究所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Ecological Problems

Cai Yunlong,

Raissu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收稿日期: 2020-01-02   修回日期: 2020-03-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8-20

Received: 2020-01-02   Revised: 2020-03-12   Online: 2020-08-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蔡运龙(1948-),男,贵州贵阳人,教授,主要从事综合自然地理学、土地变化、地理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E-mail:caiyl@urban.pku.edu.cn

CaiYunlong(1948-),male,GuiyangCity,GuizhouProvince,Professor.Researchareasincludeintegratedphysicalgeography,landchange,geographythought.E-mail:caiyl@urban.pku.edu.cn

摘要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是造成生态问题的主要和根本原因,生态问题又反过来冲击社会经济,因此必须从社会经济的视角来检视生态问题。国际学术界对“人类世”概念的认同,以及“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和“未来地球计划”的执行,都表明对当代生态问题进行社会经济透视的重要性。生态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去认识,于是产生了政治生态学、“公地的悲剧”以及社会—生态系统分析等理论。以社会经济的视角检视生态问题的制度因素和退化生态系统治理,表明需要加强从社会经济方面寻求根本解决途径的研究,以助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使退化生态系统走上“以自然恢复为主”的轨道。为此,生态问题研究要在体制与政策变革、发展模式转型以及科学技术创新3个层面上寻求解决之道。

关键词: 生态问题 ; 气候变化 ; 土地退化 ; 社会经济理论

Abstract

Human activities are the main and root cause of ecological problems, while human activity is socio-economic activity. Therefore, ecological problems must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y.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nthropocene concept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HDP and the Future Earth show the importance of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problems. Ecological problem is essentially socio-economic issue, and it needs understanding from a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As a result, political ecology, theories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socio-ecosystem analysis have emerged. Examining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degraded ecosystems from a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indicate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o-economic aspect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obtain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s. In this wa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will be promoted and the degraded ecosystems can go on the right track of natural recovery. For these purposes,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problems should seek solutions at three levels: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reform, development model transform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issues ; Climate change ; Land degradation ; Socio-economic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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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蔡运龙. 生态问题的社会经济检视. 地球科学进展[J], 2020, 35(7): 742-749 DOI:10.11867/j.issn.1001-8166.2020.061

Cai Yunlong.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Ecological Problems.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J], 2020, 35(7): 742-749 DOI:10.11867/j.issn.1001-8166.2020.061

1 引 言

生态问题是全球性关注的问题,也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诸如气候变化和土地(或生态系统)退化等重大生态问题,主要驱动力都是人类活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历次报告中对人类活动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进行了越来越清晰地表述 [ 1~ 4],2014年的第五次报告更为准确地判断“人类活动极可能(95%以上的可能性)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全球变暖” [ 5]。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于2018年发布的《土地退化与恢复评估决策者摘要》 [ 6]中指出:“土地退化的最终驱动因素是高昂的人均消费……推动不可持续的农业扩张、自然资源和矿物开采和城市化……导致更大程度的土地退化。” 2019年8月8日IPCC在日内瓦发布题为《气候变化与土地》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土地退化又会加剧气候变化。土地作为关键资源在气候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 7]

上述论断表明,当代生态问题主要源于人类活动,由于人类活动是社会经济活动,而且生态问题必然冲击社会经济,因此必须从社会经济的视角来检视生态问题。本文针对气候变化和土地退化两大生态问题,论述“为什么要从社会经济的视角来检视生态问题”、“如何从社会经济的视角来检视生态问题”以及“怎样从社会经济的视角来解决生态问题”。

2 科学界聚焦生态问题的社会经济因果

国际科学界早就关注生态问题的人类维度,生态问题的社会经济因果已成为全球科技合作计划中的重大论题。

2.1 人类世概念

地理学家马什早在19世纪中叶就告诫要警惕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的影响 [ 8]。随后,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和俄国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提出智慧圈(Noösphere)概念,认为具有智能的人类已成为一种巨大的地质营力 [ 9]。荷兰大气化学家Crutzen等 [ 10]则进一步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更显著地成为一种重要的地质营力。因此,从人类维度研究地球环境和生态变化成为地学和生态学研究越来越重要的主题。随后,世界各国从学科方面进一步聚焦,强化“人作为一个最强大的地质营力,对环境改变和适应的可持续性”的研究,即对“人类世”的研究 [ 9]

2.2 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专门设立了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tion Programme,IHDP) [ 11],其核心计划包括: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安全(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Security)、全球环境变化的制度因素(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产业转型(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Urbaniz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和综合风险防范(Integrated Risk Governance)等,把生态变化的人类维度落实到社会经济的主要领域。

2.3 未来地球计划

目前正在执行的“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 [ 12],在“人类活动对局地、区域以及全球尺度环境的深远影响正在改变地球系统,地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也在阻碍着人类福祉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改善”的背景下,提出“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主题,即动态行星地球、全球发展及可持续性转型研究。还将探索哪些制度、经济、社会、技术和行为的改变能使全球可持续发展更加有效,以及这些改变如何能得到最好的实施(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未来地球计划”将全面运用自然和社会科学、工程和人文等不同观点和研究方法,综合视角,多维思考,加强来自不同地域的科学家、管理者、资助者、企业、社团和媒体等利益相关方的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以催生深入认识行星地球动态的科学突破,以及重大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特别强调“将社会挑战响应行动与研究活动结合起来”。

3 生态问题的本质

科学界之所以如此重视生态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是因为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都会归结到社会经济上,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经济问题。

3.1 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出一般的环境或气候领域,涉及能源、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应对一直是国际地缘政治和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的博弈,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

关于气候变化成因的争辩其实是经济集团利益的博弈。一般认同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其中CO 2是罪魁祸首。但诸如能源资本那样的集团,或者认为全球变暖是“大骗局”,或者指控农业(例如牛反刍和稻田)的CH 4排放是导致气候变化更严重的原因。

关于气候变化责任的认定其实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不同国家分别提出按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和累积人均排放量等指标分担。全球尺度上主要是欧盟、美国、“基础四国(BASIC: Brazil, South Africa, Indian, China)”三股主导力量在博弈。诸多的国家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排放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和欧盟虽然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在发展中大国应承担量化减排指标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力图用量化的长期目标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排放空间。国际上倡导2050年前将CO 2浓度稳定在450×10 -6~470×10 -6(1960年为310×10 -6,2004年为383×10 -6,2011年为391×10 -6,2013年达395.3×10 -6,现已超过400×10 -6)。如果按此限度在各个国家之间分配份额,就成了一个关乎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的严重问题。发达国家倡导的做法是:从确定全球及各国减排比例出发,构建全球控制大气CO 2浓度的责任体系,这实质上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排放和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巨大差异,并将剥夺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发展权 [ 13]

气候变化也是国内社会经济的政治问题,例如在美国,若是民主党执政,一般会认同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例如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而若共和党执政,往往会推翻美国政府已有的承诺(例如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最近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推翻了奥巴马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遗产。

上述争议清楚地表明,表现为生态问题的气候变化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最活跃的驱动因子,并使地缘政治争夺有了新的目标和手段。气候变化催生了新的地缘政治工具,发达国家借助气候变化这个杠杆,撬动能源和粮食等战略资源。同时,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低碳经济成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权力转移的关键因素,谁能在新能源经济领域占据优势,谁就能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具有主导地位 [ 14]

3.2 土地退化

造成土地退化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土地退化区域的生态系统本身比较脆弱,抗外界干扰能力弱,稳定性和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另一方面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如毁林开荒、陡坡开垦和过度放牧等 [ 15]。自然因素是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的本底条件,而人为因素则是导致退化的直接驱动力,而且起主导作用 [ 6]。与资源承载力不相称的人口增长、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脆弱生态环境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其陷入“人口增长—过度开垦—土地退化—经济贫困—人口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 [ 15]

可见,土地退化表现为生态问题,但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问题 [ 16]

4 生态问题的社会经济理论

生态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就需要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去认识。在这种视角下产生了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以及社会—生态系统分析(Analyse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等理论。

4.1 政治生态学

政治生态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基本范畴来认识社会为基础,提出第三个基本范畴——生产条件,即自然对人类社会经济之作用及其对自然之反馈的制约。政治生态学把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纳入社会权力与财产关系之中,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剥削劳动者的批判,扩展到对无偿劳动和自然本身“劳动”的剥削 [ 17]

政治生态学视角持一种社会批判的态度,以政治高度、政治方式来研究和解决生态问题 [ 18]。政治生态学认识生态问题的途径主要有3个: 非均衡发展和剥夺性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分析: 社会—自然关系以及环境变化的政治生态分析; 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的辩证分析,将资本积累与空间结构的转变联系起来,将地理与历史联系起来 [ 19]。政治生态学关注社会经济过程及其后果,以政治经济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作为基本分析框架,从特定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劳资关系、生产关系以及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方式切入来分析问题 [ 20]

政治生态学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到生态问题。Blaikie等 [ 2122]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壤侵蚀时发现,农户的经济行为对土地退化产生直接影响,而政策变化又会影响农户的经济行为,农户面临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受到政策因素影响,进而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和农业经营决策,最终影响土地退化过程。因此,较之侵蚀的物质环境,其社会经济背景更为重要,是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了土地利用,剥夺式的土地利用导致了土地退化;土地退化往往与人口压力和区域性贫困相关联,因此土地退化的原因和解决之道要在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中去探寻。Bryant [ 23, 24]指出,生态变化由不同参与群体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导致。Reynolds等 [ 25]研究了荒漠化与牧场生态学、脆弱性、贫困缓解、社区驱动的发展等,针对干旱区高变率、低肥力、低人口密度、距市场遥远及远离决策中心等症状,提出了旱地发展的原则,并试图建立一种旱地发展范式。

这样,政治生态学认为土地退化的原因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因素和管理实践,而是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政治生态学方法将这些因素综合到一个结构化的体系中,主要研究内容可归纳为: 在具体的地方研究土地退化现象; 研究该地方的土地利用实践; 土地使用者占有的资源、技能、财产、土地使用期限预期和技术等; 农业社会的特征; 国家政策的特征; 国际经济的影响 [ 21]。沿着该分析框架的各个步骤,解释土地使用者对土壤退化的响应,探讨其不愿改变引起土地退化实践的原因,追溯土地使用者生存的社会环境;关注政府管理部门对土地退化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干预水土保持及资源管理的能力,以及世界经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把最直接和与特定地点紧密相关的微观解释,与区域、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宏观解释联系起来 [ 26]。上述分析框架和研究步骤鉴识出一些特别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宽广视野。

政治生态学主要针对地方尺度的土地退化问题,但其基本理论、研究切入点和研究途径对于分析气候变化中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的博弈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4.2 “公地的悲剧”理论

“公地的悲剧”理论 [ 27]则把生态退化和资源冲突与产权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土地和其他公共资源(包括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对其使用权缺乏明确界定。每个资源使用者都会竞相掠夺有限资源。因此,当自然资源公有时,不具备防止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的社会机制。政府的控制干预或使用者对土地具有排他权是实现公有资源保护的有效途径,前者的基本机制是以强制手段把个人活动组织到集体利益的约束之下;后者则确保使用者对土地具有排他权,利用市场机制来保证资源利用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开放市场上的外部竞争和土地私有将联合创造保护资源和维持长期生产力的机制。

产权问题也关系到打破生态退化和贫困的恶性循环。Adam等 [ 28]根据林地持续性和林地数量、质量等指标,评价了通过森林产权分配来实施减贫的实际效果,探索通过自然资产产权分配来摆脱贫穷的途径。

全球气候是人类最大的“公共资源”,可用“公地的悲剧”理论鉴明全球气候变化责任和应对的难题根源,以启发相应的认识和对策。

4.3 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Ostrom [ 29]在研究公共资源(包括生态系统)时,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把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关联起来。此前,她总结了使公共资源管理制度体系成功的原则 [ 30],认为这些原则是在构建任何公共资源管理新体制时必须考虑和采纳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承认资源使用者自我组织的能力,尊重地方性制度体系,强调社区集体组织形式在资源管理中的地位。它在揭示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的复杂性、寻求指导公有资源产权系统成功的一般规则、解释公有资源产权系统的成败及制度体系的形成、研究特定规则结构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方面开辟了新的思路,对土地退化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都具有借鉴价值。

此外,环境社会学也通过环境话语、权力关系和环境风险等,采用生态政治的视角研究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重视地方参与和科学家、媒体、非政府组织在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 31]

5 生态问题社会经济分析的两个案例

5.1 生态问题的政策分析

气候变化是长期复杂的生态问题,但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视角看,是全球市场失灵和国际制度失灵的结果;正如《公地的悲剧》所言,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公共资源。关于气候变化责任的不同主张,不仅是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利益集团的博弈,也是各国政策差异和国际协调政策缺失的反映。气候变化的应对也突出表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大相径庭的诉求和政策响应。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决策能力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虽然减缓气候变化是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得到认同,但如何“区别”?是一个政策完善的问题。

以社会经济的视角分析中国生态问题,我们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模式” [ 32]所起的作用。这种竞争随着资本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大而加剧,譬如“零地价”政策,使得中国这些年外资流入一直位于世界前列。在“晋升锦标赛”模式下,政府官员只关心短期经济增长,而忽略了那些不易被列入考核范围的因素的长期影响,如生态平衡、教育、公共医疗等,虽然与短期增长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民众迫切关心的问题。

5.2 退化生态系统治理的社会经济分析

近年来中国生态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中国变绿了” [ 33],退化生态系统治理工程的贡献功不可没 [ 34]。然而从科技项目的布局可知,技术研发和示范只在示范点上起作用,对区域尺度的生态改善贡献有限。科技示范点以外更大范围的生态状况的显著改善,主要得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减轻了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压力和剥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 35]指出,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把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即在生态建设与修复中,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这无疑是正确的生态修复方针政策,迄今生态修复效果最好的地段都是“自然恢复”的实际情况就是明证。联合国提倡“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 36],欧洲提出“再野化”(Rewilding Europe)计划也主张“让大自然照顾自己” [ 37]。欲使退化生态系统走上自然恢复之路,就要解除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改变“土里刨食”那样对生态系统的严重依赖和剥夺,让土地修生养息。

然而,科技界和地方政府在解决生态退化问题上往往过分强调“技术”,而不够重视从社会、经济、政治上寻求根本解决途径,是治标不治本。之所以如此,不排除有利益驱动的因素。过分强调“技术”的倾向也与目前的科技项目考核方式和考核指标有关。生态修复的真正效果不是几年就可以显现的,但由于项目执行期短,迫使执行者使用工程和技术手段过度干预自然恢复过程。这种沿袭“改造自然”思维惯性的做法,从长远看并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6 生态问题的社会经济解决之道

要从根本上治理生态问题,就要同时从体制与政策变革、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科学技术创新3个层面来寻求解决之道。

6.1 体制与政策变革

关于气候变化和污染问题的应对和减缓中美两国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 38]是政策变革的一个范例。“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焦点在减排上,中国提出的政策目标是:2030年左右中国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刷新了之前的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17%的承诺。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随时间而提高力度。中国和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调整,突破性地促进了巴黎气候协议的签署。在政策规定改变的同时,各国也在探索通过对碳排放定价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政策、规划及外部成本的内化维护气候与环境安全。

对于“晋升锦标赛”的政府治理模式,一种改革思路是改变地方官员考核的指标体系,由比较单一的增长指标变成更具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纳入生态环境质量及相关要素,如绿色GDP,以尽量减少地方官员片面追求GDP而忽视生态环境成本的政绩观。还有一种更根本途径,就是把公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纳入官员的考核过程,并适当增加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上级政府在考察官员时所需的信息成本和设计指标的困难,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对“晋升锦标赛”模式的依赖 [ 32]

要建立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生态修复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制度和政策。其中有两条可行的途径:一是把生态恢复的长期效果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二是明晰土地产权以提高农民保护和改良土地的积极性。土地(生态系统)退化与土地产权有关。土地如果是农民的私产,他们就会自觉保护和改良,提高土地生产力并传承子孙;如果是公共的,使用者就不可避免地只会尽量利用而不关心其保护和可持续性,从而造成“公地的悲剧”。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是一种不明晰的产权,使得农民不会完全当作自己的恒产来负责,很难有保护和改良的积极性,而且普遍过度使用甚至滥用,从而导致退化,“承包制”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将生态服务价值转变为农民的收入。生态系统具有经济产出功能、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甚至还有承载历史文化的功能。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可成为加强农业补贴和生态补偿的一大理由,也是计算补贴量的一种依据。其实退耕补贴就是一种“生态补偿”,钱、粮补贴使农民有了替代的生存和发展途径,这就解决了根本问题。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就业,农业劳动力的成本显著提高,使大面积边际耕地弃耕撂荒,这就自动形成了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态势 [ 39]

6.2 发展模式转型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的提出,都是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上来解决问题。注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推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由粗放外延型发展向集约内涵型发展转变,提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使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注重消费模式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效,节能减排;同时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机遇。低碳投资如果运用得当,不仅将取得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同样的效果,而且其长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将是后者不可比拟的 [ 40]。以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可以防止代价高昂的未来影响,而且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包括节能减排的效益、新能源开发的效益和碳交易的效益等。“经济证据日益表明现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行动可以推动创新、提高经济增长并带来诸如可持续发展、增强能源安全、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广泛效益。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将增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 [ 38]

加快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从外延粗放式转型为内涵集约式,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提供多样化的生存与发展机会,是生态退化地区农村人口摆脱对当地土地的依赖,从而减轻对土地生态系统压力的重要途径。同时要实现农村、农业功能的多样化和产业化,使农民摆脱严重依赖掠夺生态系统的状况。正如生态系统服务的多功能性一样,农业和农村的功能不仅是生产农产品,更具有提供许多非物质价值的功能。随着对这些功能的认识不断得到认可,以及对这些功能的需求不断增长,传统农村、农业正在转向新的多功能农村、农业,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新的途径。其中农业和农村旅游的潜力很大,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对农业、农村景观的观赏和体验、田园休闲、户外游憩、农家体验等的需求增加,开发农业和农村旅游产品的前景广阔。

要加强“人的能力”建设。欲使农村人口摆脱掠夺土地(生态系统)的状况,需要提高人口素质,使其掌握非农就业的技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农民培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贫困和生态退化地区各级财政普遍捉襟见肘,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民培训更是举步艰难。对此,需要国家加大相关投入。同时,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的投资不只要用在“地”上,还要把更多的财力和科技投入到“人”的能力建设上。

6.3 科学技术创新

重视生态问题的社会经济解决之道,并不排斥科学技术的作用。“技术创新对于降低当前减排技术成本至关重要,这将带动新的零碳和低碳技术发明和推广,并增强各国减排的能力” [ 38]。气候变化机理的科学研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减排与增汇、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煤炭使用、替代能源(核能、地热能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增加生物固碳能力、扩大碳汇(例如森林)面积、碳捕获和封存等方面的技术和措施,都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为适应气候变化,也需要在监测预警系统和网络建设、农业技术(包括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布局)、建筑技术、医疗技术和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技术等方面加强研发。要深入揭示生态系统演化机制和退化的关键因素,优化“水—土—生—人”社会—生态系统的地域结构,创新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技术体系,结合社区发展和山乡振兴综合治理“山、水、林、田、村”。

7 结论与启示

人类活动是造成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而人类活动是社会经济活动,同时生态问题会冲击社会经济,因此生态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去认识和解决。

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要“以自然恢复为主”,为此就要解除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改变“土里刨食”那种对生态系统的严重依赖和剥夺,让土地修生养息。其根本途径是在国家和区域尺度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从而为退化生态系统中的人口提供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缓解对土地的压力。

生态问题研究要在体制与政策变革、发展模式转型、科学技术创新3个层面上寻求解决之道。

而仅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角度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过于自然科学化”是“脱离社会实际”的 [ 41]。一些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在研究生态问题的过程中转向以社会经济视角认识和解决问题。例如,地貌学者Blaikie在研究土壤侵蚀和土地退化的原因和根本解决之道时,发现运用自然科学不能全面解释并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遂转向政治生态学研究 [ 21];提出“公地的悲剧”理论 [ 27]的Harding也是生态学家。这种转向应该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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