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科学进展, 2020, 35(5): 497-512 DOI: 10.11867/j.issn.1001-8166.2020.022

生态水文学理论与实践

城市化对地下水水量、水质与水热变化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

黄婉彬,, 鄢春华, 张晓楠, 邱国玉,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Groundwater Quantity, Quality,Hydrothermal Change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Huang Wanbin,, Yan Chunhua, Zhang Xiaonan, Qiu Guoyu,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Energy,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通讯作者: 邱国玉(1963-),男,内蒙古阿拉善人,教授,主要从事环境与能源信息、城市水文水资源、生态水文研究. E-mail:qiugy@pkusz.edu.cn

收稿日期: 2020-01-02   修回日期: 2020-02-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5-28

基金资助: 深圳市科技计划基础研究(学科布局)项目“飞行智能环境监测机器人研究”.  JCYJ20180504165440088

Corresponding authors: Qiu Guoyu(1963-), male, Alxa Leagu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Profess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information, urban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eco-hydrology research. E-mail:qiugy@pkusz.edu.cn

Received: 2020-01-02   Revised: 2020-02-27   Online: 2020-05-28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黄婉彬(1997-),女,福建莆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生态水文研究.E-mail:hwanbin2018@pku.edu.cn

HuangWanbin(1997-),female,PutianCity,FujianProvince,Masterstudent.Researchareasincludeurbanecologicalhydrology.E-mail:hwanbin2018@pku.edu.cn

摘要

地下水作为全世界近1/3城市人口的饮用水源,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起着战略性作用。针对水资源需求量最大、地下水污染负荷最重、地下工程开发强度最大的城市地区,梳理了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地区面临的地下水文循环过程变异、地下水污染、地下水“热岛效应”等生态水文问题,系统分析了城市地下水发生水量、水质、水热变化的机理,并揭示了地下水量、水质、水热问题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是导致地下水文循环过程变异的主要原因;城镇化建设和生活生产废物的污染负荷加剧了地下水质的恶化;城市化引起的垂直热通量的增加促进了地下水升温。通过总结城镇化地区地下水面临的生态水文问题及成因,提出应加快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攻关、完善地下水污染区域调控策略、建立城市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与体系、优化地下水资源配置,为保障城市水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并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关键词: 城市化 ; 地下水循环 ; 地下水污染 ; 热岛效应 ; 可持续利用

Abstract

Groundwater, as a drinking water source for nearly one third of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plays a strategic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urban areas with the largest demand for water resources, the heaviest load of groundwater pollution and the most intense development of underground projects. This study sorted out the eco-hydr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variation of the groundwater hydrological process, the groundwater pollution, and the urban heat island of groundwater in urban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Furthermore, the mechanism of changes in the quantity, quality and heat of groundwater was also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intrinsic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three factors was revealed. The study showed that changes i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aused by the urbaniza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variation of groundwater hydrological process. The pollution load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waste has aggravated the deterioration of groundwater quality. The increase in vertical heat flux caused by urbanization gives rise to the warming of groundwater. By summarizing the eco-hydrological problems and causes of groundwater in urbanized areas,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Establishing the evaluation method and system of urban groundwater resources; Speeding up th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of ground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mproving the regional control strategies for groundwater pollution;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ensuring urban water safety,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ed cities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 Urbanization ; Groundwater circulation ; Groundwater pollution ;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s ;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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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黄婉彬, 鄢春华, 张晓楠, 邱国玉. 城市化对地下水水量、水质与水热变化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 地球科学进展[J], 2020, 35(5): 497-512 DOI:10.11867/j.issn.1001-8166.2020.022

Huang Wanbin, Yan Chunhua, Zhang Xiaonan, Qiu Guoyu.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Groundwater Quantity, Quality,Hydrothermal Change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J], 2020, 35(5): 497-512 DOI:10.11867/j.issn.1001-8166.2020.022

1 引 言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聚集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能源消耗、生态环境和人类福祉[1]。目前,全球有超过40亿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且城镇人口数量在未来数十年内将持续增加[2],至2050年城镇人口比例将达到68%,包括中国在内的3个国家将贡献其中35%的人口增长[3]。地下水是全球水文循环的关键组成部分[4],其淡水存储总量占全球可利用淡水资源的98%,为世界超过15亿的城市人口提供基本用水[5],并且是世界许多特大城市粮食生产和生活饮用的唯一来源,对维持城市的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城市地区是水资源需求最大、地下水污染负荷最重、地下工程开发强度最大的区域。城市用水需求的增大促进地下水开采量的持续增长,并导致海水入侵、地面沉降、岩溶塌陷等一系列环境水文问题[6];城镇化建设引发了剧烈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并影响着区域的地下水循环和地表水—地下水的相互作用过程[7]。城市生产生活污染负荷的输入与地下水垂直热通量的增加,加剧了地下水质的恶化,严重制约了地下水的再生利用和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亟需对城市化地区面临的地下水生态水文问题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

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地下水的生态水文效应研究多集中在流域[8],农田、森林生态系统[9]和特殊地貌区域[10,11],针对城镇化地区地下水的研究不多,并且大多仅探究城市化对地下水质或水量的单一影响[12],缺乏对城市地下水系统全面性的综述介绍。本文从地下水量、水质以及水热3个方面着眼,从现状评价、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研究方法与进展等方面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城镇化地区地下水面临的主要的生态水文问题,并结合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提出了城市地下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可能对策与建议,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2 城市化与地下水量

地下水的补给和排泄过程是地下水文循环的重要环节,也是地下水资源形成的基础[13]。城市地区不透水面积的扩大和人类对地下水利用强度的增大深刻改变了地下水的补给和排泄规律,造成城市地下水文过程的异变,影响了区域的地下水含量并削弱了地下水资源的支撑能力,进而制约着水资源利用与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

2.1 地下水补给的“正负效应”

地下水补给是含水层或含水系统从外界获得水量的过程,城市化地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和人工补给,诸多研究证实,城市化进程影响着区域的地下水补给量,并因地下水系统的复杂性和地下水时空分布的不确定性而呈现“正负效应”。

(1)负效应,城市路面不透水率的升高使得地下水的天然补给量减少。大气降水入渗是地下水补给的直接途径,城市建设中的大量土地被铺上沥青和硬质铺面等渗透性较差的材料,隔绝了大气与土壤—包气带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降水对含水层的自然垂向补给减少[14],并随着不透水面积的增加梯次减小。天然状态下大气降水量有50%经土壤下渗补给地下水;当不透水面比例占城市面积的35%~50%时,仅有35%的降水下渗;当不透水面比例上升至75%~100%时,地下水补给比例将下降至15%以下[15]。这一情况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尤为明显,Eshtawi等[16]基于SWAT模型的模拟结果得出,加沙地区城市面积每增加1%,地表下渗量甚至可减少41%。

(2)正效应,居民生活用水渗漏、人工补给等措施增加了地下水的补给量。城市化带来居民用水量和排污量的增加,因而城市供水干线、下水道和输水—排水(污)渠、人工和近自然雨水渗透系统等所产生的渗漏量逐渐成为城区地下水补给的重要组成部分[17]。美国德克萨斯州城市自来水管道的泄漏率为8.5%~37.0%[18],巴基斯坦海德拉巴市区地下水的人工补给量比该地区的自然补给高出10倍以上[19]。城市绿地的过量灌溉、地下水回灌、可渗路面改造等人工补给调控措施也是城市地下水补给的重要途径。此外,区域降水增加、蒸散发减少等因素也会导致地下水补给的增量。城市上空的强对流作用易导致产生降雨及暴雨事件[20,21],会增加地下水的入渗补给。同时,在地下水埋深浅的平原区,潜水蒸发及植被蒸腾是浅层地下水的重要排泄途径[22],城市不透水面积增加也会导致区域蒸散发量的减少,有利于地下水的补给。另外,已有研究发现,城市地下水超采会产生对周围井场及地表水的袭夺,从而诱发地下水补给的增量[23]

综合来看,城市地下水的补给量、补给速率不仅取决于降水和人工补给水平,而且还受开采强度、土壤结构、气温等因素的影响,并通过溶质迁移、包气带土壤水分运移[24]等进一步影响城市地下水质和水生态系统。地下水补给量的变化影响着区域地下水资源的更新周期和可持续开采量,尤其在地下水依赖型城市[25],地下水补给对保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对地下水的补给规律进行量化研究和合理评价。未来研究中除了要进一步完善水文地球化学方法对地下水补给溯源定量和地下水演化动态的数值模拟外,还要重视从全区域水循环整体的角度出发[26],探究大气降水—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转化过程对地下水补给的综合影响。

2.2 地下水排泄量激增

地下水的排泄方式包括以泉为主的点状排泄、向地表水的线状排泄、蒸发和人工排泄,其中人工开采地下水是人工排泄的重要途径。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地下水的大规模开采是导致地下水排泄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地下水的开采总量约5.50×1011 t/a,其中美国、中国和日本分别为1.135×1011、7.60×1010和1.38×1010 t/a;到20世纪末,全球地下水开采量已经超过7.50×1011 t/a,美国、中国和印度3个国家的开采量均超过1×1011 t/a,占世界总开采量的50%以上[27]。目前,中国城市地下水超采严重。2000—2018年,中国地下水占水资源总量的比值呈显著下降趋势(图1),中国已有400多个城市开发利用地下水,华北和西北地区利用地下水的城市比例分别高达72%和66%[29]。据最新的卫星观测结果,中国地下水超采面积已扩大到30多万平方公里。华北平原每年的地下水超采量达60×108~80×108 t,超采面积高达7万多平方公里,且80%以上是难以恢复的深层地下水[30]

图1

图1   20002018年中国地下水资源总量及其占比[28]

Fig.1   The amount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and proportions of the total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8[28]


地下水排泄量的激增会破坏储水层的动态平衡。地下水水位下降,包气带地层增厚,从而减缓了地下水资源的补给周期,形成区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而且深层淡水的超量开采,不仅使沿海地区原有的自流水区消失,而且形成了降落漏斗群,加强了深部区域水循环系统垂向水头梯度作用,使得上覆咸水体随之下移,深层淡水水质咸化[31]。此外,有研究证明抽取含水层中弱透水层的释水会导致地下水的永久性消耗,苏锡常地区永久性消耗的地下水累计量占该区域地下水开采总量的41.8%~65.8%[32],这将极大地损害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性。

地下水超采还会引发地面沉降、溶岩塌陷、海水入侵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地质问题。目前,中国已有50多个城市发生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沉降面积高达9.4×104 km2,华北平原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漏斗区[33];沿海地区因地下水超采导致海水倒灌现象频发,群众引水困难、土壤盐碱化、农田减产甚至绝收,其中环渤海地区海水倒灌面积高达2 457 km2,比20世纪80年代末增加了62%[30]

2.3 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

城市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取决于其补给与排泄过程的综合表现,含水层的补给水量大于排泄水量则会导致水量增加,水位上升;反之,则水量减少,水位下降。综合上述来看,城市化对地下水文过程的影响主要包括两类(图2):一是负效应,主要表现为因城市不透水界面的增加引起的下渗补给减少和地下水超开采等人工排泄量增多导致的地下水位的显著下降;二是正效应,主要是指在合理的地下水开采幅度内,因供水网络、市政污水渗漏,地下水回灌、绿地灌溉、可渗路面等人工补给措施,以及地下水蒸发作用减弱等原因造成地下水含量的上升。

图2

图2   城市化对地下水文过程的影响示意[15,19]

Fig.2   Schematic diagram for th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groundwater hydrological process[15,19]


这一动态影响因研究区域而异,应当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以干旱半干旱地区城市为例,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取决于开采量、天然补给量和袭夺量间的均衡,中国华北平原城市长期、大规模的地下水开采量远超其最大袭夺量,造成水位的区域性下降并在集中开采区形成了大规模的降落漏斗[11]。但在水资源相对充足的滨海或沿河城市,城市的补给调控措施甚至贡献了地下含水层50%的水量[34],地下水位呈现动态平衡。

城市化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是导致地下水文循环过程变异的根本原因。王根绪等[35]和丁文晖[36]从地下水补给和排泄两方面着手,分析了近30年来甘肃省黑河流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对地下水系统的影响,指出以1985年为界,前后15年不同的土地利用条件下对地下水系统补给的变化量分别为2.602×108和0.218×108 t/a,对排泄系统的影响分别为2.0×108和4.91×108 t/a。在低于人工开采量限值条件下,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地下水资源量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

城市化对地下水文过程的影响到底是“正”是“负”尚存在诸多争议,需开展深入的机理分析与理论结合的实践研究,开发适用性更强的模型方法来进一步认识和了解[15],从而为地区地下水资源的利用规划和政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探究全球变化与地下水的相互作用、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环境演化的影响、区域水循环与多水转化关系是当前水文地质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37],这其中基于现代化技术手段(如RS和GIS等),以“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LUCC)”为核心的地下水资源形成机制与评价、数值模拟与动态预测是未来地下水资源研究的重点。

3 城市化与地下水质

快速城市化导致的地下水水质恶化现象是世界性的水环境难题。2018年,中国225个城市的10 168个国家级地下水水质监测点结果显示,达到饮用水标准的仅13.8%,Ⅳ类水占比超过70%[38]。近年来,地下水污染的研究重心逐渐由农村向城镇地带过渡,这不仅是因为城市地下水污染现象频发、危害严重、机理复杂、来源广泛[39],更是因为城市化的发展对地下水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探究城市地下水的污染特征、污染来源及作用机制,是保障城市水安全、合理管理城市水资源的基础[40,41,42]

3.1 水质特征

3.1.1 有机微污染严重

城市地下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具有种类多、含量低、危害大、来源广、治理难度大等特点,主要包括卤代烃类、多环芳烃类、有机氯农药类和多氯联苯类等常见的有机化合物[43],以及药物及个人护理品、内分泌干扰物、消毒副产物等新型有机污染物(Emerging Organic Contaminants,EOCs)[44]。2008—2010年中国31个省份69个城市的地下水中,有机污染组分的检出率超过48.42%[45]。与此同时,美国、英国、西班牙等欧美国家陆续在城市地下水发现咖啡因、卡马西平等[46,47]新型有机物。近年来,微量有机污染上升为城市地下水环境保护领域的首要问题[48]

药物及个人护理品(Pharmaceutical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PPCPs)是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新型微量有机污染物,目前地表水与地下水环境中主要的PPCPs是抗生素类药品[49],并先后在污水、地表水、地下水、土壤中检出 [50]。城市化增大了抗生素类PPCPs的使用需求,2013年中国抗生素总使用量约为16.2×104 t,其中33%经生物排泄和污水处理后进入受纳环境[51],并通过地表水—土壤—地下水的相互作用进入城市地下水。全氟化合物(Perfluorinated Chemicals,PFCs)是另一类典型的新型有机污染物,被广泛应用于化工、造纸、涂料等领域,其中全氟辛酸和全氟辛烷磺酸被确认具有致癌性[52]。1970—2002年,全球有6 800~45 250 t的全氟辛酸前体物及相关副产物被释放到环境中,尤其是自然水体[53]。有部分学者发现,在泡沫灭火剂泄漏风险较大的城市地区,附近地下水中全氟化合物的含量每升可高达几千微克,远高于其在一般环境水体中的检出浓度 [54]

3.1.2 营养元素含量丰富

城市地下水中常见的营养元素包括NO3-、NO2-、NH4+、PO43+等无机形式存在的氮盐和磷酸盐以及溶解态有机氮、NH3、N2、N2O等[55,56,57],其中硝酸根(NO3-)离子由于带负电荷难以与土壤颗粒结合,易于被淋溶流失进入地下水[58],因而成为地下水中最普遍存在的无机污染物[59]。全球约有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地下水正遭受硝酸盐污染的威胁[60]。2010年美国主要城市浅层地下水监测点显示,其中64%呈现高硝酸盐含量[60];2000—2012年,中国的628份地下水样品中,有超过28%的硝酸盐浓度高于世卫组织规定的饮用水最高限值 [61]

3.1.3 地下水“咸化”

地下水“咸化”源于地下水可溶解性盐类的过量输入,其代表性组分和指标包括卤化物(Cl-和F-[62],金属离子(Na+和K+[63],硫酸盐类,总硬度等。近年来城镇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地下水“咸化”情况愈加严重[64,65]。2001—2010年南亚德里、卡拉奇、孟买、加尔各答等亚洲较大城市地下水中氯化物的平均含量超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最高限值3倍以上[66];北欧北美等高纬度地区城市,冬季道路用盐的50%~65%累积在城市浅层地下水中,对地下水的盐负荷有着长期贡献[67,68]

3.1.4 重金属/类金属污染

地下水的重金属/类金属污染物常见于矿床开采、金属冶炼等重工业污染场地[69],主要包括六价铬、汞、铅、镉、锰等重金属离子和类金属砷等[70,71,72],在区域尺度的地下水中较为少见。但近年来城镇地下水中频频检出重金属物质,2016年中国深圳市福田区有77%的城区地下水遭受锰、砷、硒等重金属/类金属污染,其中50%达重度污染,且高度城市化地区的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程度远超偏远山区[73]

3.2 污染来源

3.2.1 大气沉降

大气干湿沉降主要影响城市地下水的氮输入通量。大气中含氮化合物,主要为NOX、NHX和有机氮[74],通过降水、气溶胶、尘土颗粒等形式降落于地表土壤、水体、植物体后,经淋滤、径流排泄等方式进入地下水[75]。中国每年大气氮沉降量高达1.8×107 t[76],但是目前地下水的大气氮输入通量鲜少纳入计算考量。此外,城市机动车尾气排放导致的大气酸沉降也会促进重金属离子、部分有机物从包气带土层淋滤下渗[77]

3.2.2 城市污水及生活废物渗漏

城市生活污水贡献了相当一部分地下水的氮、磷、硫酸盐、重金属等污染负荷[78]。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城市污水管道系统的泄漏量增加了40%以上[61],大多数城市地区的下水管道建设时间久远、雨污管道分流不彻底、破损严重[79],城市污水管道的改造和修补难度大,加之生活污水量随用水人口激增,导致市政污水管道渗漏量大[80]且短时间内难以彻底解决[37]

垃圾填埋场泄漏是城市地下水污染的另一重要来源。1981年,垃圾填埋场泄漏对中国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贡献量仅为10%,但到2008年这一比例增长至34%,成为仅次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第二大地下水污染来源[61]。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可填埋垃圾的主体是食物垃圾、废弃商品和宠物排泄物,城市化和工业化促进了含氮产品、食物产品和宠物数量的增长:1981—2009年,草坪废弃物和宠物排泄物增加了5.1倍和1.3倍[81],合成纤维的使用量增长了13.4倍[82],因此城市卫生填埋量增加,相应地,垃圾渗滤液的泄漏风险也增大。

3.2.3 城镇化建设的污染负荷输入

城市建筑用地占比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需增加2 000 km2的非农建设用地[83],2017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5.62×104 km2,较1981年增长了7.6倍[84]。研究表明,城镇化建设的景观格局与城镇地下水的化学特征呈现高度的空间一致性[85],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对地下水的影响甚至超过当地含水层岩性[86]。一方面是因为城镇化的建设施工过程输入了新的污染负荷;另一方面城市下垫面类型的迅速变化,改变了地下水的补给入渗条件,并通过进一步影响地下水文循环过程,加剧水质恶化。

3.2.4 城市再生水回灌

城市再生水回灌是目前被应用最为广泛的人工补给地下水的手段,也是实现城市污水资源化的重要途径[87],主要包括农灌、土壤含水层处理、河湖入渗和井灌等方式。再生水回灌地下水是美国、以色列、德国等西方国家污水回用的主要方向,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30%的回用再生水被回灌地下[88]。但实际上,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再生水中仍含有较高的全盐量、多种毒性痕量物质(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和病原体。Chen等[89]研究发现,石家庄市的回灌再生水导致地下水的总硬度明显增加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3.2.5 地表水—地下水的相互作用

由于浅层含水层与地表水体存在直接的水力联系,湖泊、河流中的污染物易与浅层地下水发生潜流交换[90]。城镇化增大了城市的暴雨洪涝风险[91],1961—2015年,中国80%的地区暴雨量呈现显著增多的趋势[92]。大量城市表面的污染物和营养盐经暴雨洪流冲刷,形成地表径流经地表裂隙直接渗入地下水,或排入河道与地下水进行潜流交换[93],加重了区域的地下水污染。

3.3 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3.3.1 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

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是对土地资源类型和土地资源利用方式的重组和再分配,这一过程显著改变了城市地下水的下渗条件,其主要影响机制包括:改变了城市下垫面包气带厚度和土壤性质,降低了地下水对污染物的自然防护性能;城市建筑的扰动使得含水层氧化还原环境变化,破坏了地下水天然状态的水盐均衡,加速了部分矿物和金属离子的溶解、氧化;城市地貌形态的变化影响了地下水系统的循环过程,改变了地下水对溶质的稀释和运输能力;新的溶质来源增加[94],城市道路和建筑类型的分异,会人为性地造成相应地下水化学成分的差别[95],如加油站埋地储罐的渗漏被认为是城市地下水最大潜在的有机污染源[96]

3.3.2 城市地下空间高密度开发

2011—2015年,中国地下空间建设量以20%的增速增长[97];至2020年,中国50%的城市将完成地下空间开发规划的编制。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在城市化建设中不可或缺[98],但建设工程施工期间和建成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下水质。一方面,施工期间的基坑降水,化学注浆,施工产生的废水、废浆以及施工机械漏油等,会引起地下水中物理化学组分和微生物含量的变化,加剧地下水质的恶化[99];工程建设期间的土壤扰动会促进重金属离子从土壤活化进入地下水[100]。另一方面,建成后的地下建筑物势必会对城市地下水的流动产生干扰,减缓了地下水的循环代谢速度,形成部分区域污染物的聚集,加重地下水污染[101,102]。此外,城市地下空间的高密度开发也必然导致地下建筑的纵深化,污染物容易经地下水“混合影响区(Mixing Affected Zone)”垂直扩散到城市深层含水层,这将大大增加城市地下水的脆弱性 [103],并进一步威胁城市地下水安全。

3.3.3 城市地下水的过量开采

城市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和排泄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水力坡度增大,使得补给过程对包气带中矿物的溶滤作用增强,污染负荷输入增多;另一方面地下含水量减少,包气带增厚,城市地下水的自净能力减弱,容易产生污染聚集。此外,沿海地区城市地下水超采易造成海水入侵,当地下水Cl-含量超过200~300 mg/L时,被认为存在地下水的“咸化”情况[63]。当前,因海水入侵造成的地下水咸化现象被认为是沿海城市地下水面临的首要水质问题。

3.4 研究热点及趋势

(1)以全氟化合物和药物及个人护理品为代表的新型微量有机物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副产物,这些化合物在地下水环境中的检出水平极低,但对人体和地下生态系统的潜在危害却相当大。目前,针对地下水中新型有机污染物的水化学特征、迁移转化机理和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是热点问题[104],未来亟需发展更准确精细的痕量有机有毒污染物检测分析手段,提高其监测水平和环境标准,加强对新型微量有机物环境行为、健康风险和去除技术的研究。

(2)城市地下水流动性能差、污染类型复杂,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降解过程缓慢,因此地下水污染的控制与修复,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物的去除一直都是国内外研究的重难点[105]。近年来,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发展为地下水污染的修复提供了新思路,基于地下水原位修复的联合修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课题。

(3)城市地下水中的砷、硝酸盐、氟化物等典型污染物的形成原因常与气候变化、地质活动以及淋溶条件等非人为因素相关[106,107],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如何识别这些污染物的人为活动贡献量以及地下水环境与水资源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是值得深入的关键科学问题。

4 城市化与地下水热

近年来,全球许多城市观测发现,城市地区的土壤和地下水等地下环境出现异常升温现象。英国伦敦市区地下土壤环境以1.18 ℃/10a的速率上升,远超英国郊区地下温度的升高速率[108];德国6个大中城市的浅层地下水温度较农村地区高出3~7 ℃[109];瑞士巴塞尔市城区地下水的年均温度已经超出潜在自然温度10~11 ℃[110],这一现象被称为“地下城市热岛(Subsurface Urban Heat Island, SUHI)”效应。地下水的“热岛效应”是其主要表现之一,即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城市地下水温高于周围地区地下水的现象[111]。目前针对“地下水热岛效应”的形成机制和水文地质效应尚无定论,本文归纳当前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4.1 形成原因及影响因素

城市化引起的垂直热通量的增加被认为是导致“地下水热岛”形成的主要原因(图3),并通过以下4条途径影响着城市地下热环境:

图3

图3   城市地区潜在的人为热源及天然热源[109]

Fig.3   Potential anthropogenic and natural heat sources in urban areas[109]


(1)城市区域地下结构密集,大量的交通轨道、地下商城、地下停车场等建筑通过向地下环境散热,使城市地下水升温。Menberg等[112]和Benz[113]基于热通量分析模型和地理信息技术方法,证明地下结构在人为流入城市含水层的总热通量中占较大比重。Ampofo等[114]研究发现城市地铁释放至地下环境中的热量可以达到其产生的总热量的30%,其中不透水结构对地下水热环境的影响最大[115]。城市地下结构阻碍了地下水的对流热传递过程[116],改变了地下能量的空间分布,使得地下水热交换速率减慢,水温升高。

(2)地下供热管道的热损失,城市污水管道的泄漏,工业回注至含水层的热废水以及浅层地热能系统的热量流失均会促使地下水变暖。城市生活废水和集中供暖网络的水管温度通常高于地下水,有研究表明供水系统、生活废水、区域供热网络的热损失贡献了德国科隆市地下水中人为热通量的27%[117]。欧洲许多城市的浅层地下水常被用于工业冷却,而冷却后的热废水将被重新注回含水层中,导致形成广泛的浅热影响区[118]。城市能源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地热资源的广泛使用,因此各种地热能系统如地源热泵、含水层热能存储应用或能量堆,被安装在地下环境用于供暖和制冷[119],对城市地下水温度场存在潜在影响,其作用机制仍需深入探讨。

(3)城市空气和地表温度的升高促进了地下水的增温。Taylor等[120]已经证实了城市年平均气温与地下水温的密切关联;Benz等[121]基于卫星遥感反演地表温度实现了城市地下水温度的精确估算,并发现德国4个城市“地面热岛”与“地下热岛”的相关性高达80%。此外,城市地面建筑和硬质路面阻隔了大气环境与土壤—包气带之间的直接联系,导致地下环境中的外源输入热量难以充分扩散[110];城市道路表面的混凝土和柏油碎石对太阳辐射的吸收量大,能加热地下土壤和岩石进而触发城市地下水的增温[122]

(4)城市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区域地下水位的变化会影响土壤含水量的分布,进而影响土壤蒸发、植被蒸腾、低层大气显热和潜热通量的分配[123]。城镇地下水超采会致使局部地下水位下降,当地下水位降至形成热岛效应的临界埋深以下时,其对近地表温度的调节能力消失,地表气温增高,城市热岛效应加剧[124,125],进而促使城市地下水的升温。研究表明从近地表到地下300 m左右的深度内,越靠近地表,地下水对地表温度的影响愈强烈[126],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因地下水超采形成“热岛效应”将会越明显。

4.2 负面效应

地下水温度是重要的水质参数,影响着地下水的理化性质和地下、地表环境中的物种分布,并进而作用于地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127]。城市化引起地下水温的异常升高,会导致地下水理化性质的变化,改变气体和固体的溶解度[110],如降低溶解氧含量,增强水体氨、氮、氯及重金属的毒性作用等[128];温度升高可能抑制了水中微生物的活性,尤其是硝化细菌,不利于地下水氮污染的去除[129]。此外,含水层系统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受温度影响,地下水补给量及流速发生变化,影响地下水文循环过程及溶质的迁移转化能力[130];浅层含水层温度的升高还会对表层岩土的温度和热容量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植物和农作物生长[131]

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是近年来用于获取地热资源的重要手段,以地下水为储能载体,通过建造抽水、回灌井群提取地下水中的热量或冷量,这一过程直接影响了地下水流场及温度场[132]。至2020年,欧盟广泛安装的地源热泵达近7 000万台[119],这意味着抽取浅层地下水进行热交换后回注至含水层的量达历史新高,其可能产生的广泛热影响必须引起重视。但目前国内外关于地源热泵系统运行对地下水温度场的影响研究较少,且多停留在理论计算与分析,对其作用机制缺乏深入探讨[133,134]

然而,城市化导致的地下水温变化较缓慢,其生态水文影响往往存在滞后性,不易被察觉,但其负面效应却具有危害性和广泛性[128],因此必须开展更全面、更深入的城市地下水多年温度变化规律研究。

4.3 关键科学问题

(1)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地表气温与地下水温度之间存在显著性关联,但城市地表与地下水之间的传热耦合机制尚不明确;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地下水温升高可能有助于提高微生物活性,并促进城市或工业地区有机污染物的清除[132]。当前关于“城市地下水热岛”的形成机理、水质效应、生物地球化学作用等均有待深入探究。

(2)城市地下水的人为热通量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地热资源,目前已用于部分城市的小型住宅供暖和商业建筑制冷[135]。但是,浅层地热系统的广泛使用对地下水环境与水资源有何影响?如何优化利用城市地下资源的“余热”,保证浅层地热资源的可持续性使用是目前城市能源使用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3)地下水温的变化规律被广泛应用于指示地下水、地表水以及含水层间的相互作用,工程地下水渗漏探测,地下水盐变化和地下水补排条件评价[136],因此,地下水的热动态应当是地下水动态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未来应加强地下水热与地下水文过程的耦合研究。

5 讨 论

城市地下水的水量、水质、水热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复杂的水文生物地球化学作用相互联系(图4),本质上是城市化进程对区域地下水动力、水化学和温度等多场环境的综合影响:城市含水层变薄导致地下水防护性能的减弱、城市地下水循环过程变异对污染物的迁移规律和代谢时长的影响、城市地下水人为补给措施造成污染途径的增加,共同作用于地下水的理化性质和污染物演化特征。同时,地下水质的恶化进一步制约着地下水可供水量的利用,并且通过污染组分的化学反应过程向地下水环境释放热量。地下水热通量的增加源于人为的水量补给和城镇化建设,又作用于地下水动力条件和地下水化学组分。

图4

图4   城市化地区地下水量、水质和水热问题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Fig.4   Interactions among quantity, quality and energy of groundwater on urban area


此外,城市地下水量、水质、水热变化同区域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浅层地下水的动态变化影响土壤水分含量,植物的生理、生态特征及群落分布状况;地下水质安全作用于地表植物的生理功能;浅层地下水温的变化影响着表层土壤的热容量,并作用于植物生长。大量研究表明,地下水埋深、开采量、水质特征以及包气带含盐量、温度等地下水文要素深刻影响着地表生态环境,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137]。城市地下水量、水质、水热三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无论是水量、水质或水热变化,均改变水—岩土相互作用过程,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地下水依赖型生态系统(Groundwater Dependent Ecosystems,GDEs)退化,危及区域生态安全[138]

6 对策与建议

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长期稳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不仅需要对当前城市地下水的污染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和修复,更需要对天然资源量、开采方式、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管理,形成成熟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和合理的开发、调蓄与保护的方法及关键技术。

(1)建立城市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与体系。在地下补给和排泄条件复杂、边界条件多变的城市化地区,地下水数值模拟技术能高效地模拟其地下水流动及存储状态,是评价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的重要手段。但是,如何定量评估地下水资源评价中的不确定性、创新模拟技术和参数评估方法等问题还有待研究[139]。另外,城市化地区地下水污染来源复杂、种类繁多,其评价方法及模型的选取、评价因子权重的确定存在一定争议[140],因此需要深入研究优化城市地下水评价的方法模型和指标体系,使之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加快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攻关。面对当前激烈的城市用水矛盾,城市地下饮用水安全的保障仍缺乏足够的应对机制。地下水污染检测技术的发展远不能满足新兴污染物的检测需求;城市地下水的监测网络尚不完全;虽然近年来地下水修复技术发展迅速,如纳米铁介质原位修复技术[141]、微生物技术[142]等,但针对大面积污染羽和低渗透、非均质地层的修复技术仍效率不高,尤其是在污染来源特别丰富、污染负荷空间跨度大的城市地区,其地下水防治手段的开展难度更大。因此,还需加快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的攻关,亟待联合运用多种修复方法,发展绿色高效的地下水综合修复技术。

(3)完善地下水污染区域调控策略。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控策略的实现需要识别优先污染物,依此进行地下水脆弱性分区,估算各分区的污染负荷,分配优先控制区和优先控制目标并通过源头削减、下渗阻断等工程等最终实现区域性调控的目标[51],尤其适用于地下水中来源广、演化机理复杂的含氮污染物。但这其中的关键环节如地下水脆弱性分区、污染负荷识别等技术尚需深入研究。此外,我国目前仍缺乏国家层面的污染场地清单,区域地下水污染防控和修复策略的制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亟需建立系统的全国地下水污染场地清单,并结合污染场地调查灵活制定各地下水污染区域的调控策略。

(4)优化地下水资源配置,提升含水层管理水平。一方面,在保障城市供水需求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地下水—地表水的联合调度,对大厚度的含水层采取小区域的密集分层开采、开发地下水库等调蓄措施[37];另一方面,需建立和完善基于数学方法、工程原理、分解协调、动态规划和生态系统等交叉领域不同原理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为区域地下水的管理调控提供理论支撑,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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