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 我国既面临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惯性的制约, 也面临国际社会高预期产生的强大减排压力, 满足国际社会高预期与支持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使得我国处于两难境地^[11]。巴黎气候大会上已然确立了新的全球气候协议,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承担与自身排放和能力相称的更大减排责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近年来, 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包括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以及通过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以增加碳储量的活动“ +” (Reducing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在内的生态系统措施是在维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手段, 并且也只有在发展中国家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 各国才能积极参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12]。因此, 我国在注重能源结构减排的同时, 还须从更广的视角、更高的层次, 采用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与方式, 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 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

气候变化已经给我国农牧业^{[13, 14]}、林业^[15]、城市^[16]和其他生态脆弱地区^{[17, 18]}带来了现实威胁。近年来, 我国虽然采取了实施国家重点造林工程、开展碳汇造林项目、发展低碳农林业等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并从多个领域开展了气候变化适应工作, 但是在如何确定生态系统的减缓和适应目标、制定最优化行动方案、促进生态减缓和生态适应的协同增效、鼓励相关利益方广泛参与决策以及促进公平公正和缓解贫困等问题上, 还存在大量探索空间^[19]。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出发, 有望逐一解决以上问题^[19]。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及生态系统服务流的变化, 有助于决策者在公共权力、市场机制和社会公众之间寻求新的治理平衡点, 制定出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双赢战略, 从而有效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近期与长远目标, 并能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是要使生态系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 强调要基于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产生的一系列正、负反馈效应(净碳储量减少或增加)来达到减缓气候变化的目的, 并在坎昆协议中指出应考虑利用生态系统来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同样, 《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将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其目前与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关键问题^[20], 提出“ 通过加强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以及生物多样性对碳储存的贡献, 对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等方面的工作。

过去20年, 国内外生态学与经济学研究人员分别就生态系统结构与过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二者进行了研究^[7], 构建了连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特征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8], 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理论框架、方法及应用, 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权衡与协同的表现类型、形成机制、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尺度效应和区域差异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9]。《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制定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及森林(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的有关规则、准则和机制, 并就REDD+的方法学、活动范围、实施规模、分阶段实施内容、技术及资金支持等方面达成共识;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针对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进行了讨论。以上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有关决策与管理支撑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数据支持。

在认识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生态系统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及重要性后, 国际上先后发起了一系列有关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促进生态系统减排增汇的行动倡议或行动计划(如“ UN-REDD计划” 、“ REDD+伙伴关系” 等), 并在全球开展了诸多基于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BA)的行动项目。同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Nature Conservation, IUCN)等著名国际环保组织强调生态系统方法是一项没有负面效应、更具成本效益以及最可持续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 并致力于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来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此外, 在国家层面主导开展的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有关生态系统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也为我国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近年来, 我国陆续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化应对气候变化— — 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等政策性文件, 并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 其中都提及保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生态系统, 并将其列为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要素。同时, “ 一带一路” (“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提出“ 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更是指出要“ 全面提升各类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 。此外, 我国还致力于开展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如在2011年我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倡议, 各国应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生态保护与建设的交流与合作, 推进林业发展, 增加森林碳汇; 2012年由环保部决定加入TEEB国际行动, 并于2014年发布了中国TEEB国家行动方案; 2015年6月与美国就“ 在林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协同方面开展技术和政策合作” 方面达成共识;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我国宣布将在2016年继续推进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以上举措充分表明我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保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 我国已开展或正在开展的有关生态系统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我国已实施或正在实施的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包括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防沙治沙、湿地保护恢复、三北防护林、沿海防护林等, 涉及森林、湿地、荒漠三大自然生态系统。②开展林业碳汇造林项目。根据有关减排机制的林业项目方法学和程序, 在碳汇等基金资助下开展造林和再造林等林业碳汇项目, 充分发挥林业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双重功效。③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截至2016年6月, 我国已建立2 740处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达147万km²。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等10多部相关法律明确要求对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④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如在农业和城市等领域开展强化土壤固碳、植物固碳、提高种植业适应力、构建弹性城市等工作。以上工作的开展在促进生态系统保护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同时均有助于发挥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双重功能, 可为我国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实践基础。

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 就是要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与方法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并将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纳入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政策制定以及地方政府和商业开发等决策中, 并通过影响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气候行为, 以更具成本效益、更公平以及可持续的方式帮助我国更有效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防治未来气候风险。

其具体做法可归纳为以下5个步骤:

(1) 评估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价值。明确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类型, 对生态系统服务现状及其流的变化进行评估, 量化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并将其作为决策支持工具。

(2) 制定长期工作目标, 鼓励不同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制定有利于促进生态减缓和生态适应工作开展的长期性工作目标, 明确各利益相关方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潜在责任、应有权利以及可发挥的潜能, 鼓励其就设定目标进行充分交流与合作。

(3) 评估现有应对决策, 确定优先行动领域和区域。评估现有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保护决策的协同性、连续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并据此确定急需进行改革的优先领域、优先区域以及可进行再投资或资助的项目内容和实施范围。

(4) 拟定可供选择方案, 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由决策者协调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 拟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 分析不同方案下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协同与权衡关系, 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受益或损益情况, 并连同其他与经济、社会等有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5) 确定最具成本效益且更高效更公平的行动方案。基于以上评估和分析, 由决策者综合各方意见制定出最具成本效益且更高效更公平的行动方案。不同区域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所处环境和经验不同, 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都需要持续关注全局动态。

由于林业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 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农业是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如氧化亚氮和甲烷的主要排放源, 在减缓气候变化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且农业适应气候变化也更为现实和迫切; 城市已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大源头, 不仅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 也是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重要平台; 通过维护与强化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供应可为保护区管理提供极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并能获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因此, 可着重在林业、农业、城市以及保护区领域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其中, 需要特别关注的生态系统包括:森林生态系统、湿地和其他淡水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等; 可显著增强对生态系统服务应对气候变化成效的措施包括:恢复退化的林地和湿地、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减少将牧场用作他途、限制耕种泥炭土、发展生物炭、增强海洋管理等; 关键的投资机会和需求包括:种植红树林及沿着海岸植树、加强生态系统管理、加大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等。

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协同开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 政府部门需要发挥关键作用。其中, 中央各部门、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等不同政府层面是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主要推动者, 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社区民众等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中央层面, 重在完善立法修订、机构设置与政策制定, 促进国家、省(区)和县层面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在区域层面, 可强化跨区域协作机制, 全局考虑, 统一规划, 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利用与保护地最大协同化; 在省级或流域层面, 要健全各部门协调机制, 促使生态系统服务在应对气候变化决策过程中地主流化; 在县级层面, 积极倡导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是关键。

涉及到的主要政府部门包括住建部门、国土部门、规划部门、环保部门、林业部门、农业部门、水利部门、民政部门。如住建和民政等部门通过在其行政区域内减少、保持或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供应可在提供极具成本效益的市政服务的同时有效地应对未来气候变化风险; 国土和财政等部门可通过提供技术咨询服务、支持长期投资、建立激励机制、加强协调等维护健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在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利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环保和规划等部门可将生态系统服务融入空间规划, 通过识别和权衡不同选择方案的累积效果来筛选制定同时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 林业、环保、农业等部门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的变化识别保护区在有效管理下所需的成本、收益潜力及受益主体, 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保护工作。

4.4.1 基于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 框架开展合作

南南合作在加大发展中国家对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途径的采纳力度上可发挥重要作用, 如在UNEP与我国政府联合实施的“ 南南合作生态适应” 项目中, 该途径所带来的效益已经显现。未来在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 基金下, 可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合作:一是加快REDD+行动,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的碳排放量; 二是注重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未来气候风险; 三是加强在水领域以及农业方面地合作和支持, 消除粮食安全和气候贫困; 四是做好培训交流, 推进基于生态系统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绿色气候基金使用成效的同时, 向其宣传国内优秀做法与经验。

4.4.2 充分利用“ UN-REDD计划” 合作机遇

目前, 我国仍未选择作为“ UN-REDD计划” (UN-PEDD Programme)的伙伴国或者其政策委员会的官方观察员。下一步我国可与“ UN-REDD计划” 开展合作。潜在的合作领域可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做好技术和能力需求分析; 为实施REDD+以及监测森林生态系统、碳和温室气体通量和土地利用变化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做好准备等^[20]。合作路径可考虑在我国和“ UN-REDD计划” 项目实施国家间设立一个工作组或者对话机构, 识别其具体需求、供给情况以及适合的工作机制。建议在该行动框架下, 我国短期目标是内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到该计划中, 中期目标是和UN-REDD合作国家中开展相关项目, 长期目标是采取更多具体做法来加深或者扩展相关合作。

4.4.3 将“ 一带一路” 与应对气候变化相结合

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出发, 将“ 一带一路” 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相结合, 可为这些区域开展绿色发展领域的经济技术国际合作提供契机、潜力及空间。未来可着重从以下3个方面开展合作:一是将“ 一带一路” 所涉及的森林、草地、湿地的保护和发展碳汇以及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作为沿线国家的一个合作重点; 二是在合作中, 要着重提高沿线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极端灾害的风险能力, 如评估、分析何种措施能够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 以及量化特别是极端气候事件对各国的影响等; 三是加强沿线各国基于生态系统方式方法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包括人员培训和相关制度模式的经验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