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范小杉(1976-),女,四川南充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经济与环境政策研究.E-mail:fanxs@craes.org.cn
沿海地区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生态环境压力最大的地区,而沿海规划建设项目决定了海岸带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的规模、强度及空间格局。生态承载力评价是项目规划可持续开发利用海岸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基于常规沿海项目规划对海岸带产生的资源环境压力类型,从提升生态承载力评价应用价值角度界定了海岸带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和内涵,系统总结、回顾了国内外生境适宜性评价、陆域建设用地开发适宜性评价、围填海生态适宜性评价与海域水环境容量评价研究发展进程,指出我国海岸带生态承载力评价亟需广泛参考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承载力评价方法体系,并在生态承载力量化评价及空间可视化研究领域展开深入探索,为促进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发展建设进程提供有力支撑。
First author:Fan Xiaoshan, (1976-),female,NanChong City,Sichuan Province, Associate Profess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E-mail:fanxs@craes.org.cn
*Corresponding author:He Ping(1968-),female,Linghai City, Liaoning Province,Profess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Watershed ecology.E-mail:heping@craes.org.cn
Coastal area is the region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argest ecological stress in current China, where the proportions an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developed coast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are determined by projects planning.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is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tec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ensur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project planning. Based on the pressure types of projects planning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e concept and contents of coastal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were redefined for enhancing the practical value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progress and advances related with coastal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were reviewed, which included habitat suitability evaluation, suitability assessment of construction land development, reclamation suitability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sea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y. The conclusion noted that domestic research of coastal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needs to build a complete system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methodology based on extensive reference to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spatial visualization research related with coastal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oustal areas.
沿海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显著的区位优势, 使其成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最活跃和最集中的区域。全世界60%的人口和2/3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区[1]; 我国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城市人口集中在仅占全国陆地总面积13.6%的沿海省份[2]。海岸带是沿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本底, 沿海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对海岸带资源环境有着极大的依赖性, 同时也赋予了海岸带沉重的生态环境压力[3]。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就指出海岸带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性生态环境保护的最薄弱环节[4]。目前我国海岸带资源环境开发利用过程中面临日益严重的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破坏与物种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等问题[5~8], 已引发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9], 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10]。
沿海规划与建设项目是人类开发、利用和改造海岸带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过程。各类规划与项目建设方案对海岸带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类型、方式、规模数量及空间格局做出计划与安排, 进而对岸带生态系统、自然资源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深远影响[11]。生态承载力是可持续利用海岸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确保沿海经济社会处于健康可持续发展状态的客观基准[12], 生态承载力评价是科学合理有序开发、利用与保护海岸带资源与生态环境、确保海岸带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繁荣的重要支撑[13]。在此总结国内外海岸带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成果, 借鉴相关经验和教训, 为促进海岸带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在国际层面, 生态承载力早期应用范围只限于生态学领域, 最初含义是在某种特定环境条件下, 某种生物个体可存活的最大数量[14]。20世纪60年代后, 由于全球性生态破坏、土地退化、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等问题, 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将承载力的概念发展并应用到人类生态学中, 衍生出了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及生态系统承载力等相关研究, 从单要素制约的承载力发展到多要素制约的综合承载力[15]。20世纪70年代国外开始对海岸带生态承载力相关内容如土地资源开发、海洋渔业与旅游业、污染排放等展开研究[16]。80年代以后, “ 可持续发展” 成为承载力研究的核心理念, 生态承载力研究也逐渐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预测、从定性评价转为定量评估; 且随着3S技术的发展, 生态承载力评价向空间可视化的方向发展, 成为国家和地区实施资源管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考[17]。
我国海岸带承载力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 多以综合评价的方法, 选择不同级别行政管辖区尺度自然环境背景、资源储备、纳污能力、生态系统稳定性、人口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指标, 采用压力— 状态— 响应模型等方法进行[18]; 但由于评价指标与海岸带规划与建设项目关联度极低, 评价过程主观性强、客观性弱, 评价成果对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优化调整项目规划建设方案的参考价值十分有限[19]。因此有必要从提高研究成果应用价值出发, 突破生态承载力已有的概念与核算理念瓶颈, 结合海岸带常规项目规划及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生态压力、资源压力和环境压力类型与特征, 重新界定生态承载力概念与内涵。
综合考虑海岸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和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现有研究成果, 在此将基于项目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海岸带生态承载力定义为:在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质量不恶化、重要生态系统及物种得以保护和持续维持的条件下, 海岸带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等)、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人类开发利用规模、强度及空间分布格局。
上述概念与以往常规的生态承载力相比强调了可开发利用资源环境的空间分布格局, 其原因在于研究区内项目规划可开发利用的不同类别的资源环境要素都具有空间位置属性, 因此海岸带生态承载力评价需要明确指出可开发、限制开发及禁止开发资源环境的空间分布格局, 并通过客观、科学的评价过程分析其原因, 以全面提升生态承载力评价的科学合理性及其与项目的关联度, 提高评估成果应用价值。
另外, 由于海岸带地处海陆交界位置, 包括潮上带、潮间带和近岸海域3类不同自然生态环境背景空间; 同时沿海地区不同规划与建设项目对海岸带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类型、方式具有较大差异; 因此基于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承载力评价内涵因项目类型与其规划区所在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本底空间而具有不同含义。但总体而言, 沿海项目规划对海岸带产生的影响仍具有一致性, 主要表现在:对潮上带的影响是对陆域土地资源的开发占用引发的陆域生态系统破坏、土地资源供给短缺; 对潮间带的影响主要是围填海引起的自然岸线减少、引起的潮间带生态系统萎缩、物种多样性减少; 对近岸海域的影响主要是规划项目污染物排放所引起的海域水环境容量降低、物种生境空间缩小等问题。因此, 生态承载能力评价需要针对项目规划建设对潮上带、潮间带和近岸海域3类不同生态环境背景下产生的不同资源环境效应和生态压力而展开。潮上带生态承载力主要指基于陆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设用地开发适宜性; 潮间带生态承载力主要指基于潮间带生态系统、物种保护的可围填海域面积; 潮下带生态承载力主要指基于海域物种保护、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的海域水环境容量研究。
生境(habitat)是指生物体或生物群体自然分布的地方或地段, 它不仅是生物生活的空间, 而且包括其中全部生态因素的综合体[20]。海岸带地处陆地和海洋相互交绥的过渡地带, 生态系统类型复杂, 物种多样性极其丰富, 但海岸带生物多样性减少是全球临海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21]。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多国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证实:人类活动是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甚至丧失的主导因素, 而过度开发引起的栖息地丧失是物种灭绝以及生态系统功能变化的首要原因[22]。因此, 开展潮间带、潮下带与近岸海域重要生态系统及物种生境适宜性评价, 以确定海岸带重要物种及生态系统的适宜生境空间并加以保护、禁止开发, 是有效降低海岸带物种多样性减少风险、实施可持续项目规划建设的必要举措。
2.1.1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生境适宜性评价最早开始于以扩大近海水产养殖规模为目的的研究。早在1964年, 美国学者Galtsoff[23]选择海底底质、水流运动、水温、盐度、粮食供应、沉积物、疾病、竞争、捕食和污染共10个变量, 评估墨西哥海湾具有潜在生产牡蛎的近海底质条件。1981年,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提出并研制出第一款HSI(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模型评价墨西哥湾北部褐虾和白虾的生境适宜性[24]。1983年Cake[25]将环境变量要素及其详细的空间地理数据集应用到HSI模型, 评价墨西哥湾牡蛎的适宜生境; 1988年Soniat等[26]在用回归的方法来验证Cake(1983)模型的过程中, 修改HSI模型; 此后HSI模型一直在不断修正和完善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 随着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 生境适宜性评价多与遥感(RS)和GIS结合, 使得环境特征可外扩展到研究人员不易到达的地区[27, 28]。20世纪末以来, 生境适宜性评价逐渐成为全世界各国科学家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生物及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方法[29~32]。
HSI模型立足于生境选择、生态位分化和限制因子等生态学理论, 依据物种分布频率与其生境变量间的函数关系构建, 表达简单而又易于理解的主要环境因素对物种分布与丰富度的影响。通常而言, HSI开发过程包括获取生境资料、构建单因素适宜度函数、赋予生境因子权重、结合多项适宜度指数、计算整体HSI值、产生适宜度地图等几个步骤。
进入21世纪以来, 以遥感影像为载体的3S技术成为大尺度评价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宜性的主流技术。其中普林斯顿大学Phillips等[32]基于生态位原理用 JAVA 语言编写的MaxEnt模型(Maximum Entropy Models)软件获得较广泛的运用。MaxEnt模型把研究区所有单元(pixel)作为构成最大熵的可能分布空间, 将已知物种分布点单元的生态因子条件作为样点得出物种或生态系统生境约束条件, 寻找此约束条件下最大熵的可能分布(即寻找与物种分布点的环境变量特征相同的单元), 据此来预测物种在目标区的分布, 并应用线性回归的方法、GIS软件平台对影响植物分布的主导环境因子进行分析[27], 使得物种生境预测图制作、主导生态环境因子分析可自动完成, 极大地提高了该模型的应用效率。
2.1.2 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海岸线漫长, 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 早在20世纪50年代, 我国就开始探索研究海洋生物的生境特征[33, 34]; 但海岸带生态系统及物种生境适宜评价研究发展相对较晚, 进入21世纪后开始开展近海陆生物物种的适宜生境评价与预测研究, 而海洋生物适宜生境研究仍停留在基础性调查、记录与分析阶段[35]。截至目前, 对物种及生态系统适宜生境评价主要以潮上带、潮间带珍稀濒危动物为主, 对潮下带物种生境适宜性评价迄今尚未查阅到公开发表的成果。研究方法多采用3S技术与传统的野外调查方法相结合、模糊数学分析法[36]等, 也较广泛地借鉴采用国外HSI模型和MaxEnt模型等, 研究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物种分布及其野外生境要素观测为依据, 利用3S技术建立生境评价模型, 确定研究物种的生境特点及适宜分布区。如田波等[37]根据野外调查数据分析影响迁徙鸟类生存的关键环境因子, 评价崇明东滩保护区内主要四大鸟类的生境适宜性; 况润元等[38]利用模糊数学方法、3S技术构建了鸟类生境适宜性空间模糊评价模型; 曹铭昌等[39]利用3S技术, 在黄河三角洲构建了10个空间尺度下丹顶鹤生境适宜性模型; 陈冰[40]利用SAS软件模拟鄱阳湖国自然保护区3种鸟类种群数量与水位关系, 用GIS技术对鄱阳湖越冬白鹤潜在生境进行预测; 刘长发等[41]用GIS技术对双台子河口潮滩湿地土壤质量、污染因子进行空间插值, 划分生境适宜性等级, 分析双台子河口潮滩湿地翅碱蓬和芦苇生境适宜度。
(2) 分析人类活动对野生生物适宜生境空间的影响。如李晓文等[42]运用景观生态决策与评价支持系统对辽河三角洲的3个景观规划预案可能导致保护物种生境适宜性变化等后果进行了评估; 舒莹等[43]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得出丹顶鹤生境分布图, 结合土地利用动态度的概念对黄河三角洲地区1986— 2001年丹顶鹤生境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任璘婧等[44]用空间多样性指数、为干扰度等指标研究1980— 2010年长江口滩湿地景观变化对两类水鸟生境适宜性的影响。
(3) 介绍国内外生境适宜性评价研究进展。如唐飞等[45]介绍了国内生境适应性评价的相关研究; 李继龙等[46]总结了卫星遥感监测近海物种栖息地发展趋势, 归纳了影响生物栖息的近海地理、生物环和理化环境要素, 并介绍了生境各要素的卫星遥感监测方法。
沿海项目规划建设占用陆域农用地、生态用地、未利用土地等非建设用地, 导致非建设用地上原生植被、生态系统被破坏, 地表自然岸线的河流、浅滩、潟湖等水域被人为不同程度地改变。目前在沿海规划项目确定陆域土地资源开发空间侧重于考虑地形地貌、地质、交通、经济、社会等因素, 而较少从维护重要生态系统及物种生境空间的角度综合考虑陆域土地在选址上的适宜性及阈值范围。为此, 有必要以保护陆域重要生态系统及物种为目标开展陆域建设用地开发生态适宜性评价, 以尽可能降低规划项目占地对海岸带陆域生态系统的破坏。
2.2.1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土地评价体系的产生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 早期土地评价都以土地分等定级征税、获取最大经济效益有关。在希腊、埃及、罗马古国的文献史料中, 曾有关于土地划分成各种等级的记载; 20世纪30年代, 德国财政部编著的《土地鉴定材料》, 以及美国提出的斯托利指数分级(Storie Index Rating, SIR)和康奈尔系统(Corlnel System), 也以土地差别化赋税为目的[47]。
20世纪中叶以后, 全球工业迅猛发展导致的土地资源占用及破坏问题日趋严重, “ 适地适用” 原则被提出; 该原则通过对建设用地的适宜利用类型进行分析, 并根据建设用地不同的生态适宜程度制定符合其利用的模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 土地利用理论开始吸收生态学中的不可逆性和匹配性等理论, 强调土地生态利用。1972 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布了目前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评价纲要《土地评价纲要》, 提出从适宜性角度对土地进行定级, 为土地利用规划服务[48]。20世纪80年代,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土地研究理论和方法向着综合化、精确化、定量化、生态化、动态化方向发展。20世纪末期以来, 人类对土地开发利用格局及其生态环境影响效应评价成为研究热点, 而基于3S技术的发展和国家级土地信息系统的建设, 土地适宜性评价研究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目前, 国外对海岸带陆域土地利用评价侧重评估沿海陆域土地易灾性, 如风暴潮、海啸、洪水、海岸侵蚀等, 从风险、安全、经济技术可行性及生态环境影响效应等方面评估海岸带土地用于建设用地的适宜性[49]。
2.2.2 国内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后期, 我国开始积极引入国外土地评价方法, 参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的《土地评价纲要》并结合各地具体实际情况, 系统开展土地研究性评价工作。20世纪80年代, 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适宜性评价系统, 开展了单项性农用地评价和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成为研究热点。早期侧重于土地开发利用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评价注重资源环境保护理念呈现增强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土地信息系统的建立、发展,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相关研究趋于成熟, 定量化、可视化成为土地科学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研究地理范畴、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目前陆域范畴的适宜性评价包括土地资源、耕地开发、城镇建设等多方面研究。如周连义等[50]选取大连渤海一线的金州湾至普兰店湾段, 以海岸线为研究区, 对该区建设用地适宜性进行分析; 罗淑华[51]建立了以自然、地质、、水土污染情况为评价指标的评价体系评价泉州湾建设用地开发适宜性; 周毅军等[52]以厦门市为例, 以生态优先为前提, 考虑不同评价因子及其权重评价厦门市建设用地的生态适宜性; 李鹏山等[53]选取海口市建设用地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层次分析法和GIS空间叠加分析法对研究区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进行评价。
沿海地区是人口密度和人类经济活动最频繁的地区, 为缓和人地矛盾, 沿海国家及地区多把围填海作为解决用地不足的重要手段。围填海在为人类创造生存空间、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使潮间带、近岸海域的自然海域属性发生永久性改变, 造成填海区海洋底栖生物生境萎缩、浮游生物及鱼类资源遭受破坏等一系列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并削弱沿海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何通过围填海生态适宜性评价优化开发模式、在近海生态保护及开发利用之间取得平衡, 是沿海可持续项目规划开发研究面临的严峻挑战。
2.3.1 国外研究进展
国内外绝大多数沿海国家在海岸带开发利用进程中均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围填海过程。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西沿海、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不合理开发海岸带滩涂湿地资源, 造成沿海自然滩涂消失、湿地退化、近海水域和海湾污染严重等问题[54]。1956年日本颁布了《海岸法》, 1949年英国颁布了《海岸保护法》、新加坡颁布了《海岸土地及郊区近水域控制法》等, 对围填海等海岸带资源开发行为予以严格的控制与管理[55]。美国1972年发布的《海岸带管理法》制定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合作管理海岸带的战略计划(Coastal Zone Management Plan, CZMP), 并于2000年进行修订, 到2002年秋, 美国99%的沿海岸线和五大湖岸线加入该计划[56]。1987年, 美国环保署提出湿地“ 零净损失(No Net Loss)目标” [57], 即任何地方的湿地都应该尽可能地受到保护, 转换成其他用途的湿地数量必须通过开发或恢复的方式加以补偿, 从而保持甚至增加湿地资源基数。随后, “ 零净损失目标” 相继被历届政府所采纳。即自20世纪末期以来, 世界发达国家对围填海生态可行性、适宜性持明确否定态度, 所以难以收集到围填海潜力评价及围填海岸带湿地、滩涂的生态适宜性评价研究成果。目前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在围填海环境影响效应评估及修复围填海所导致的受损生态海岸带生态系统技术方法等方面[58, 59]; 也有少数研究用生态经济学方法, 考察滩涂环开发导致的滩涂生态系统及功能变化, 建立功能和被评价的服务流之间的联系来确定项目开发的合理性[60]。
2.3.2 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围填海历史较为悠久。东汉时期为防止海岸线侵蚀始修造海堤, 宋代以后开始围垦滨海滩地农垦,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为缓解土地紧张、粮食不足的局面, 广东、福建和浙江等省组织了较大范围的围海造地活动; 20世纪80~90年代, 围海主要用于养殖业, 90年代以后, 围填海主要用于建设工厂、开发区和港口[61]。进入21世纪以来,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沿海生态资源破坏、环境质量下降问题日趋突出, 围填海生态环境损益评价、可持续开发模式探索及围填海开发适宜性评价成为研究热点; 保留和维护海岸带重要物种及生态系统、全方位避免其遭受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负面影响成为共同的评价原则。同时随着沿海滩涂资源调查与研究工作的深入, 以及3S技术的不断发展, 各种信息、要素、图件等数据资料日趋完备, 滩涂开发适宜性评价在方法、理论以及手段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王正军等[62]研究了江苏盐城海岸港口围海造田等受人类活动影响岸段的演变特征; 王繁等[63]研究海涂土地资源适宜性空间分析与优化开发模式; 付元宾等[64]提出了基于海岸带承载力的围填海潜力评价法; 刘康等[65]构建了沿海滩涂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适宜性综合评价技术体系; 林金兰等[66]以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为出发点, 基于ARCGIS识别广西沿海滩涂潜在可开发的滩涂资源。
海域水环境容量是指海域内海水对人类活动造成影响的最大容纳量, 是特定功能约束条件下海洋环境对污染物的承受能力[67]。在实践中, 近岸海域水环境容量评价是科学规划污染物排放类型、排放量及排放位置、维护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维持海域水环境功能的必要前提。
2.4.1 国外研究进展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近岸海域都曾遭受或正遭受着人为活动带来的污染。如何有效控制近海污染, 使其达到水质管控目标, 是世界各国环境管理和研究机构工作焦点之一。
鉴于海域水环境条件和污染物排放的复杂性, 准确计算一定海域水环境容量十分困难。1986年, 联合国海洋污染专家小组(GESAMP)正式定义环境容量的概念:环境容量是环境的特性, 在不造成环境不可承受的影响的前提下, 环境所能容纳某物质的能力; GESAMP给出了计算海洋环境容量的箱式模型, 该模型包括污染物输入、输出和悬浮物吸附等3个过程[68]。由于海洋环境质量的状况与海洋动力因素密切相关, 对于特定海域的环境容量计算, 其采用的计算模型一般是基于近海环境流体动力学数值模型发展而成的。因此国外各研究组织在研究海域水环境容量问题时, 大都先分析水体的水动力特性, 视问题复杂程度选取合理的水动力学模型模拟各类流场形态, 通过结合污染物对流扩散模式来近一步计算污染物的输移扩散, 从而估算环境容量[69]。目前国际上应用比较广泛的海流数值模式主要有:GFDL的MOM模式(2坐标)、普林斯顿大学的POM模式、迈阿密大学的MICOM模式、德国的OPYC模式、汉堡大学的HAMSOM模式、香港的季节性三维综合水质模式WAHMO等[70]。上述模式各有特点, 主要集中于流封闭方法及数值方法的改进与完善, 且在不断改进中提高精度和计算速度。目前, 与3S技术结合, 评价海域环境容量及空间分布特征是当前海域水环境容量评估研究探索的必然发展趋势[71]。
2.4.2 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海洋环境容量研究探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 国家环保局开始组织海洋环境污染物自净能力研究, 对中国近海海域环境污染物自净能力和环境容量进行探索, 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污染自净规律、水质模型、水质排放标准制定等领域; 如吴俊等[72]通过求潮差移动量及涨落潮浓度差和海水交换率, 研究污染物输运与海水之间的定量关系; 郑漓等[73]建立伶仃洋全海域二维水质模型, 研究污染物排放负荷与水域水质之间的输入响应规律。
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近岸海域水环境容量开展核算。姜太良等[74]计算了莱州湾海水交换及环境容量; 韩保新等[75]对澳门周围水域进行了功能区划, 并计算了不同组合条件下的“ 排放点容量” ; 陈慈美等[76]评估了厦门西海域磷的环境容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国家海洋局对大连湾、胶州湾和长江口组织实施了以中国近海环境容量计算为目标的有关研究计划; 如张存智等[77]基于质量守恒原理和线性叠加原理导出纳污海域对污染源的响应关系, 建立海域污染总量控制的计算模式, 计算大连湾的容许入海负荷总量; 张学庆[78]通过建立胶州湾正交曲线坐标下变动边界物质输运模型进行胶州湾环境容量的研究。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启动了“ 渤海典型环境负荷物的迁移、转化过程及环境容量研究” 项目; 牛志广[79]依据环境监测数据, 利用GIS软件中众多图形分析和计算功能, 确定天津近海水环境容量; 朱静等[71]以渤海湾曹妃甸工业区为例, 研究近岸海域水动力、水污染物输运特征及水环境容量。
近年来, 借鉴国内外理论及技术方法, 综合考虑海水物理、化学、生物过程成为海洋环境容量研究的重点, 同时3S技术也得到了充分运用。魏娥华[80]采用数值模拟法建立潮流模型和入海污染物平流— 扩散输运模型, 结合水质目标计算2010 年崂山区海域主要污染物的的环境容量; 张静等[81]用带有干湿网格技术的 POM08模型, 模拟汕头港海域的二维垂向平均潮流场; 同时采用分担率法计算该海域氮、磷营养盐环境容量; 龙颖贤等[82]基于MIKE 3D模型, 建立了北部湾三维潮流水质数学模型, 计算北部湾近岸海域24个主要排污口无机氮和石油类的环境容量; 王艳等[83]基于苏北灌河口近岸海域三维水质模型, 按照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的水质要求, 采用自净过程积分方法计算了氮和磷营养盐的环境容量。
规划与建设项目是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构成单元, 海岸带生态承载力评价是维护海岸带重要生态系统及物种生境、规避资源环境风险、实施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必要前提。但海岸带环境生态类型较为复杂, 迄今为止, 国内外对海岸带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研究还在考察、探索阶段, 基于人类对海岸带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国内外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统一的生态承载力评价方法体系。目前, 我国海岸带生态承载力研究在贯彻物种及生态系统生境维护和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理念、拓展研究内容、探索研究技术方法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 在评价理念层面更多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而相对忽视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 在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层面多套用国外模型或做细微改进, 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国情, 综合当前海岸带资源环境背景及沿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生态承载力量化评价及可视化研究领域展开深入探索, 为提升和促进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提供有力支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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