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中的文化维度研究综述
孙磊, 苏桂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应急与减灾研究室,北京 100029
*通信作者:苏桂武(1969-),男,河北丰宁人,研究员,主要从事自然灾害的人文社会维度问题、灾害和风险研究的多学科综合方法、社区灾害治理和地方综合减灾、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等方面的研究.E-mail:suguiwu@ies.ac.cn

作者简介:孙磊(1989-),男,山东威海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自然灾害的文化维度问题、灾害认知与响应方面的研究.E-mail:sunleiyanshan_2008@126.com

摘要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考察和理解社会的重要维度。文化影响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实践中的行为选择与认同以及彼此间互动的方式,因而是人们认识和应对灾害的重要背景。20世纪60年代以来,灾害和防灾减灾中的文化维度问题,逐渐被灾害研究和减灾实践者所关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与发展,文化维度上的实证/实例分析与理论探索,目前已涉及到了灾害和防灾减灾实践的许多方面。拟基于文化的狭义理解范畴,从灾害认知和灾害应对2个层面梳理自然灾害中的文化维度研究进展与趋势,分析相应的灾害研究与减灾实践启示。

关键词: 文化; 灾害认知; 灾害应对; 灾害文化; 地方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P9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66(2016)09-0907-12
Research on Cultural Dimension of Natural Disaster:A Literature Review
Sun Lei, Su Guiwu*
Division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Disaster Reduction,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Su Guiwu(1969-), male, Fengning City, Hebei Province, Profess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human,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of disaster and risk,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to disaster and risk research, community based disaster and risk governance, and hazards, disaster and risk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E-mail:suguiwu@ies.ac.cn

First author:Sun Lei(1989-), male, Weiha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Ph. D student.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ultural dimension of disaster and public disaster awareness and response.E-mail:sunleiyanshan_2008@126.com

Abstract

Culture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society. It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impact how people behave themselves,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view the world; what they believe and value. Therefor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public disaster awareness and disaster coping is impossible without taking their culture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 Since the 1960s, cultural dimension in disaster issues and/or disaster reduction practices has been attracting increasingly attention; many empirical o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have been reported. This review aims to give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progresses on how culture impacts public awareness and coping of disasters, and analyze the corresponding implications for disaster research and disaster reduction practice.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at: ①There is unanimous consensus on public awareness and coping of disaster, which are affected by their culture context. While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ways and degree of impact is still limited, further research is warranted. In addition, more systematic and in-depth studies conducted fro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are needed to design to further explore the origins of variance in public disaster awareness and coping, and to what extent from cultural differences. ②Research on public awareness of disaster,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covery indicated that culture might have double-side impacts on disaster management—sometimes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value, norm, custom and belief might lead to people more vulnerable than the others, even could be the root causes, but they could also be the source of people’s resilience to disaster in some cases. How to identify thos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then develop cultural-oriented disaster management policy is a challenge issue, which need special attention. ③There is an increasing acknowledgement that local knowledge and disaster subculture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 disaster coping, while the lacking of the awareness of the value of local knowledge, the change of lifestyle, and the impact from external culture pose a threat to the inheritance of some local, traditional disaster coping strategies. So exploring how to conserve, protect, identify, document them, then combine them with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and will be the focus of relevant studies. On the bases of these summarizations, in terms of cultural dimension of natural disaster research in China, systematic and in-depth studies are needed to explore how Chinese culture affects public disaster awareness and coping, what cultural resources can be used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for building and enhancing disaster resilience, and how to use them.

Keyword: Culture; Public awareness of disasters; Disaster coping; Disaster subculture; Local knowledge.

自然灾害(Natural disaster)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 其发生是自然界与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交汇作用的结果[1, 2]。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 是考察和理解社会的重要维度。文化影响着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实践中的行为选择与认同以及彼此间互动的方式, 因而是人们认识和应对灾害的重要背景。这正如Oliver-Smith等[2]所阐述:文化是理解人们以何种理由和方式应对灾害风险、为什么和如何遭受灾害的关键。

文化的表现形式多样, 有学者从物质和非物质2个方面去理解文化的构成[3]; 也有学者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4]。尽管人们对什么是文化进行了诸多讨论, 但学术界至今尚无统一的文化定义。总体而言, 对文化的界定可分为广义和狭义2种。广义的文化指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5]; 狭义的文化则侧重于人类创造的无形的和非物质的精神财富。在众多文化概念中, Tylor[6]提出的狭义文化定义影响最为深远, 即文化是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包括知识(Knowledge)、信仰(Belief)、艺术(Art)、道德(Morals)、法律(Law)、习俗(Custom)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Capabilities and habits)的复杂共同体。本文即基于对文化的这一狭义理解来梳理问题— — 人们认知和应对自然灾害中的文化因素研究进展。

民众的灾害认知(Public awareness of disasters)指民众对灾害成因、灾害风险和可减少灾害暴露与能降低灾害脆弱性之行动(个人的和集体的)等的了解程度[7]。灾害应对(Disaster coping)指人员、机构和系统运用现有技能和可得资源来应对和处理不利环境影响、突发事件和灾害[7]。人们应对灾害的动机、意愿和行为与其对灾害的认知密切相关[8~10]; 灾害应对可发生在灾害周期(Disaster cycle)的所有阶段— — 预防和减缓(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备灾(Preparedness)、应急响应(Emergency 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 灾害应对的主体通常分为普通民众(Public)和组织(Organization)2个层面[11]。本文拟基于对文化的狭义理解, 从民众的灾害认知和民众层面的灾害应对角度, 来梳理自然灾害中的文化维度研究进展, 分析相应的灾害研究与减灾实践启示。

1 自然灾害认知中的文化因素影响
1.1 灾害成因认识中的文化影响烙印

在自然科学诞生之前, 不具备相关科学知识的人们常常将灾害归结为上天惩罚、恶灵作怪等非自然力的结果[12, 13]。而当代灾害研究发现, 即使是现今, 一些地区的人们即便已经知道了灾害是自然事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摒弃原有基于信仰和禁忌等文化因素的灾害成因观念。例如, 齐文华等[14]和仵焕杰等[15]针对2010年玉树7.1级地震灾害的调查研究发现, 许多玉树民众认为该次地震来自于神或上天的惩罚。

民众将灾害归因为上天意志、触犯禁忌等通常与其宿命(Fatalistic)的人生态度有关。研究发现:这些根植于信仰、禁忌等文化因素中的灾害观念, 一方面可能会导致不积极和不恰当的灾害应对态度与行为[16, 17]; 但另一方面, 对促进人们适应灾害也可能存在积极影响。例如, ①有研究认为:对于那些在困境中缺少足够能力和资源来调解生活和心理压力的民众来说, 带有宿命论的灾害观念恰是他们在文化和心理上对灾害做出的适应[17~20]。②樱井龙彦等[21]从民俗学角度指出:民俗的影响在灾害起因认识、预防和救助方面都有表现, 包括认为灾害是天神的警告或旨意, 认为通过咒语、祭祀礼仪等可以避免灾祸等; 因此, 以民俗为切入点, 有助于从人们的主观世界找到合适的“ 灾害心理救助模式” 。③一些带有“ 神秘” 色彩的灾害观念还可以促进民众对自身生存环境的适应。比如我国凉山彝族民众相信灾祸与福气都是由神灵带来的, 认为有的山岭不能随意动土、巨石不能随意开凿, 否则灾祸就会到来[22]; 显然, 这种灾害观念对于保护当地环境和减少人为地质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对于这些带有深刻文化烙印的灾害成因观念, 要客观看待其利弊, 切不能一概而论。今后, 应积极而系统地梳理其中的有益方面, 并因地制宜地加以甄别和利用。

1.2 文化与灾害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指人们对风险的主观判断和感受[23]。风险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 of Risk, CTR)[ “ 风险文化理论” 以及本部分接下来要涉及的“ 心理测量范式” 和“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 中所讨论的风险, 均不仅仅针对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作为风险研究的传统或经典理论(流派), 其研究对象涉及环境变化、自然和人为灾害、(流行)疾病等一切可能造成风险的事物]首先对“ 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人们感知风险” 进行了系统讨论。1970年, Douglas[24]在《自然符号》(Natural Symbols)一书中首次提出了CTR的雏型— — 格群图式学说(Grid-group typology)。根据格群图式学说, 特定的社会关系会培育人们特定的世界观或文化倾向(Cultural bias)。在格群图式学说中, “ 格” 即个体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所受到的外在规则约束的程度, “ 群” 即个体与其所属群体间的联系程度; 根据人们的格群特征, 可以将其划分为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宿命论者(Fatalist)、等级主义者(Hierarchist)和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4种不同文化类型的人[24~28]。之后, Douglas 等[27]又将格群图式学说发展成为CTR, 进而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系统理解和探讨人们的风险感知差异。风险文化理论主张:风险感知是文化建构的结果; 不同文化类型的人拥有不同的世界观, 不符合其世界观或破坏其所拥护社会关系的行为均被视为危险行为[27, 29]。Wildavsky等[29]研究指出, CTR能够较好地解释和预测哪类人群容易感知到何种风险和感知到什么程度。不过, 也有学者并不完全支持Wildavsky等的认识, 例如, Brenot等[30]针对法国民众、Sjö berg[31, 32]针对美国民众的风险感知调查研究认为:风险文化理论于民众风险感知差异的解释能力很低。

除CTR及其相关研究外, 风险感知研究的其他研究流派对“ 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人们感知风险” 也有不少讨论。首先, 风险感知研究中的心理测量范式(Psychometric paradigm)也十分重视世界观、信任和污名(Stigma)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人们感知风险的影响[23, 31, 33]。不仅如此, 早在20世纪90年代, Peters等[34]还开始尝试将风险文化理论与心理测量范式结合起来。近年来, 这2种研究流派之间已开始呈现更为明显的融合趋势[35, 36]。其次, “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则将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系统地联系起来, 认为社会、心理、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会放大(Amplification)或者弱化(Attenuation)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37~39]

除“ 风险文化理论” 、风险感知研究中的“ 心理测量范式” 和“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 3个大的风险感知研究流派外, 其他种类或形式的民众风险感知研究(如人群差异研究等)对文化因素影响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例如, 已有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中存在着著名的“ 白人男性效应” (White Male Effect, WME), 即在美国社会中, 男性比女性、白人比有色人种的风险感知程度要低的现象[40~43]。在从受教育程度、男女生理差异等传统角度均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感知性别差异的情况下, 一些学者将WME的产生原因扩展到了社会文化层面, 指出造成WME的原因可能是在社会经济资源拥有程度、对社会的控制感和世界观方面, 白人男性与其他群体不同[42, 43]

总之,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 文化是影响人们感知风险的重要方面。当前, 风险感知研究已越来越趋于多学科、多视角的相互融合; 在此大背景下, 深入研究文化因素影响人们风险感知的程度, 系统探讨文化差异是否能够解释风险感知差异和能够解释多少等问题, 是今后灾害风险感知研究应关注的重点。

1.3 灾害应对措施认识中的文化因素影响

研究发现, 民众采取某种灾害应对措施的意愿和动机, 与民众对该灾害应对措施的认识直接相关[8, 44]; 而民众对于灾害应对措施的认识同样存在文化影响烙印。比如Palm[45]对比日本和美国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对时发现, 相对于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民众, 日本民众(崇尚集体主义文化)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应对地震灾害的责任, 因而更加支持政府增加税收来开展防震减灾活动。Paton等[46]就日本和新西兰两国社区地震备灾上的比较研究显示:对备灾措施有效性的认识、对社区应对灾害能力的估计、邻里关系以及对政府的信任等是影响两国社区民众备灾意愿的共同因素; 但是, 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方式和程度在两国社区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与新西兰相比, 邻里关系的影响在日本更大, 且邻里互动有利于日本民众恰当估计社区应对灾害的能力和增强对于政府的信任, 进而有助于增强日本民众的社区备灾意愿; 而在新西兰社区, 这样的影响方式和影响过程不存在。

总体而言, 较之风险感知上的文化影响研究, 人们灾害应对措施认识上的文化影响问题, 已有研究明显不足。而且, 现有的有限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民众对于“ 防灾备灾责任归属, 防灾备灾措施成本、有效性与效率” 等有限方面的认识上; 而关于民众对于灾害应急响应措施、灾后恢复措施认识中的文化影响和文化差异, 现有研究尚很薄弱, 今后应予以重点加强。

2 自然灾害应对中的文化因素影响
2.1 文化与防灾备灾

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备灾行为存在差异。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 美国灾害研究者就已关注不同族裔美国民众在家庭防灾备灾上的差异。例如, Turner等[47]的研究发现:美国白人家庭的备灾水平比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家庭高; 与美国白人和非洲裔相比, 墨西哥裔美国人最不可能购买地震保险。又如Blanchard-Boehm[48]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与非洲裔、西班牙裔和亚裔相比, 美国白人家庭更加可能去修缮房屋和购买地震保险以预防地震影响, 非洲裔家庭最不可能储备应急食物, 亚裔最不可能制定家庭地震应急预案。Carter-Pokras等[49]近期针对美国拉丁裔家庭的备灾调查还发现:大部分拉丁裔移民家庭没有制定过家庭应急预案。

对大部分民众而言, 因缺少直接的灾害经历(尤其是地震、飓风等小概率大影响灾害), 其对“ 为什么和如何备灾” 等问题的了解和认识,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的信息/知识宣传。在这一方面, 已有研究发现, 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对不同信息/知识宣传渠道存在偏好。例如, Blanchard-Boehm[48]、Fothergill等[50]和Peguero[51]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拉丁裔和非州裔民众相较于白人更有可能利用其社会网络和邻居会议来获取灾害相关信息和知识。

总之, 不同文化背景家庭防灾备灾行为上的差异已有一些讨论; 但是这些讨论基本上仅限于美国社会, 针对其他国家的类似研究和跨边界(国界)的比较研究尚十分欠缺, 今后应予以重点关注。另外, 影响家庭防灾备灾诸因素中, 文化因素的影响到底能占多大份额, 也是接下来需要关注的问题。

2.2 文化与灾害应急响应

灾害发生时, 民众(间)合理的自救互救是有效降低灾害损失与影响的基础途径。现有研究已揭示:文化因素可通过多种途径/方式来影响个人或社会的灾害应急响应能力或秩序。

首先, 规范(Norm)作为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行为准则, 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 灾害情境下民众的响应行为同样深受规范的影响。2011年3月11日, 日本Mw9.0级大地震发生后, 井然有序的灾区社会曾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52]; Kaku等[53]指出日本社会受灾时仍保持秩序井然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社会有着显著的同根性, 日本民众对社会有强烈的共识意识。当然, 规范和文化习俗有时也会限制某些群体习得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 从而使他们在实际灾害发生时更加脆弱。比如在斯里兰卡, 女性群体的长发和纱丽服, 不鼓励妇女学习游泳和爬树等文化传统以及女性有照顾(甚至营救)小孩责任的家庭规范, 曾使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的不少斯里兰卡女性错失或延误了迅速逃生的机会[54]

其次, 文化通过影响不同群体获取减灾资源/信息机会的多少, 进而影响其自救互救能力。比如孟加拉国的“ 妇女闭门不出文化(Purdah)” 使得当地妇女不能随便与他人互动, 没有丈夫允许不能随便离开家门(甚至去台风避难场所); 这些文化成分使当地不少妇女不能及时获得灾害预警/预报信息— — 这是当地妇女在1970年和1991年孟加拉湾台风灾害中, 伤亡尤为惨重的重要原因[55]

第三, 文化还影响人们自救互救的意愿和对自救互救的看法, 进而影响社会整体的灾害应急响应能力。比如Palm[45]的调查研究显示, 美国民众相较于日本民众常常具有更强烈的邻里(Neighborhood)帮助意愿, 指出这可能与“ 日本民众更习惯群体内(In-group)相互帮助而美国民众对群体内与外(In-and out-group)的区分不很在意的文化传统” 有关。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价值观, 也会影响灾时和灾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56]。Bhandari[57]研究指出, 传统仪式(Ritual)可以增进人们互信, 提升邻里间和社区中相互协作的意愿与能力, 进而可不断强化邻里社区间互相救助的潜力。

综上, 文化对于民众灾害应急响应是把双刃剑。一方面, 规范、习俗、价值观、传统仪式等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民众间的信任、人们相互协作的能力和集体行动的水平, 从而可使减灾相关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得到强化, 减灾相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得到积累和培育, 进而可增强民众的灾害应急响应能力; 如何通过文化视角与途径来不断培育和提升社会民众的灾害应急响应能力, 特别值得今后重点思考和挖掘。另一方面, 某些地区的某些文化因素, 又是这些地区人们灾害脆弱性的重要根源; 而这些因素早已是当地人们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因此针对这些文化传统, 研究具有文化针对性的灾害应急响应策略是今后灾害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2.3 文化与灾后恢复

2.3.1 文化与物质家园的恢复重建

恢复重建规划方案要听取民意, 要尊重灾民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 这是保证重建方案切实体现灾民需求、能使灾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的重要前提。比如, 我国云南玉溪市新平县2002年“ 8.14滑坡泥石流” 灾后重建中, 灾民不完全满意政府统一建造的房屋。其原因是重建的房屋疏忽了当地傣族传统建筑风格和生活习惯[58]

影响恢复重建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是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地方依恋是人们对于居住地建立起来的一种认同和依赖情感[59]。尽管目前对于“ 地方依恋” 的产生原因、具体影响等还不完全清楚, 但是灾害研究者已指出:这种情感有时候会成为灾后民众搬迁的阻力, 甚至使民众做出宁愿直面灾害危险的行为[60, 61]

2.3.2 文化与心理恢复

灾害会使受灾者产生沮丧、忧虑、恐惧等负面情绪, 甚至带来持久的心理创伤[62]。2008年汶川地震后, 陈正根等[63]和刘寅等[64]的研究发现, 在对创伤性事件的情绪化反应和警觉性等方面, 羌族幸存者相较于汉族幸存者往往会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应激反应和心理过程; 他们认为其中的原因是汉族民众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 不鼓励人们公开表达强烈或者负面情绪, 因而体现在对应激事件的反映上也是相对内敛的。灾害心理干预应注意灾后心理健康问题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表现, 忽视这种差异将会降低心理干预措施的效果和效率, 甚至增加灾民的敌对情绪[62]

宗教信仰如何影响灾后心理恢复这一问题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指出, 宗教作为信众与环境压力之间的缓冲器, 可以构造信众应对灾害和环境变化的传统心理防御机制[65]; 宗教信仰能够减轻灾害造成的心理伤害[66, 67]。然而也有研究指出, 宗教信仰有时也会给灾民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比如, Chan等[68]针对美国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灾民的调查研究发现, 消极的心理调整习惯(认为恶魔造成了现有局面、上帝抛弃了我等)会给灾民造成长久的心理困扰(Psychological distress); 而积极的心理调整习惯(认为上帝是想让我在这种困境中成长、让上帝帮助我走出苦难等)则有助于灾民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69]

总之, 灾后恢复重建中的文化因素影响研究已发现, 无论是物质家园的重建, 还是灾后心理的恢复都需要尊重和基于灾区民众自身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然而, 针对不同文化传统地区, 如何去具体地尊重这些习惯和传统尚需进一步梳理; 文化维度的不同方面(如仪式、庆典、世界观等)影响恢复重建的方式和程度亦需今后的研究予以重点关注。

3 关于灾害文化和地方性知识

Moore等[70]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了灾害文化概念(Disaster subculture), 指出可将灾害文化理解为灾害常发地民众为应对灾害, 在社会、心理、开发利用自然界活动时所做出的实际或潜在的适应。此后, Anderson[71]和Wenger等[72, 73]沿用或发展了这一概念, 指出灾害文化是由地域共同体(社区)共有的价值观、规范、信念、知识、技术等要素构成的综合体。社区重复受灾、灾害能够提前预警以及灾害对社区能产生显著影响是灾害文化形成的基础条件[72, 73]。灾害文化作为灾害多发地所保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安全保障策略, 在灾前、灾中和灾后都会对地域共同体及其住民的行为模式和灾害应对措施产生作用与影响[72~75]。20世纪70~80年代开始, 一些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灾害研究和减灾实践项目开始意识到, 土著居民在当地具体的减灾实践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76]。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还发现:某些地域社会[77]本土的灾害应对策略, 因更适合本土文化背景, 而比从外部引进的灾害应对办法更具可持续性[78, 79]。这些本土性的灾害应对策略往往体现在地方性知识当中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关于灾害的地方性知识[尽管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曾对地方性知识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探讨, 但是至今对何为地方性知识尚未达成共识; 具体使用上也有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等不同提法。不过, 总体而言, 这些提法都强调这些知识具有本土性(地方特性、民族特性)、传统性(世代传承)和价值性(实用性)等特点。本文对地方性知识、传统知识、本土知识等不同提法不做具体区分, 而统一使用地方性知识这一提法]。与灾害文化一样, 地方性知识作为人们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习得、积累和传承的地方知识体系, 对于人们防灾减灾中作用与影响, 亦被灾害研究和减灾实践者所不断强调。

1995年日本阪神淡路(Great Hanshin earthquake)地震后, 灾害文化、地方性知识相关研究开始在日本逐步开展。林春男、田中聪, 重川希志依等日本学者开始倡导借鉴人类学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 以灾害民族志形式呈现灾害过程, 记录和总结民众的灾害应对经验[80, 81]。樱井龙彦等[82]则基于民俗学视角, 挖掘了一些日本社会有关地震、海啸的口头传说(如神话、传说和谚语)、纪念物和传统仪式中所蕴含的灾害应对知识, 并大力倡导灾害民俗学研究。我国人类学领域体系化的灾害相关研究大体始于21世纪初。其中, 李永祥[58]首先进行了尝试与探索, 对云南哀牢山地区2002年“ 8.14滑坡泥石流” 灾害及恢复情况进行了近10年的田野调查, 以民族志形式较详尽地呈现了灾区灾害响应和重建恢复的过程, 探讨了当地社区/社会组织、亲属制度、地方性知识等对于泥石流灾害应对和恢复的作用。

灾害文化和灾害相关地方性知识所指范畴实际上有很大的重叠; 因此,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两者综合起来, 梳理那些本土、传统和具有实用趋向的知识与技能体系, 对于防灾减灾意义与作用上的研究进展。

3.1 灾害文化、地方性知识与防灾备灾

灾害研究发现:①灾害文化或地方性知识会通过口头、无形的方式体现在民众的生产生活当中。比如印度尼西亚锡默卢岛(Simeulue)原著民根据当地流传的故事/歌谣来辨识海啸前兆[83]。②灾害文化或地方性知识也会以文字的、有形的方式体现出来, 比如日本经常遭受地震海啸的沿海地区, 常常存有刻有“ 此高度以下请勿居住” 等警戒文字的石碑和刻有历史最高潮位线标记的树木[74, 84, 85]; 我国云南不少地区“ 穿斗式” 、“ 五架梁式” 和“ 七架梁式” 的传统房屋建造技艺, 增强了房屋的抗震性能[86]等。这些本土性的灾害适应/应对策略对于应对灾害的价值, 近年来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研究组织和研究计划的重视。

灾害研究和减灾实践者近年来不断呼吁、探索和实践如何具体而有效地将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融合, 从而更好地推动防灾备灾。比如有学者提出了整合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减灾框架:社区参与— 脆弱性因子识别— 本土策略和科学策略识别— 策略整合[87]。在具体的社区防灾备灾实践中也不乏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的成功案例, 比如Kelman等[79]在马纳姆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减灾实践中, 通过将“ 当地传统的房屋建造技艺、当地民众火山爆发上的判断经验和当地居民自身的诉求”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很好地消除了当地民众与外来“ 专家” 之间的不信任, 进而成功地推进了当地火山灾害治理项目的顺利实施。正如Dekens[76]所指出, 防灾备灾中重视本土性灾害应对策略的作用, 一来可以减少当地社会对于外部援助的依赖, 充分利用当地减灾资源, 保证减灾活动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以及节约灾害管理成本; 二来还能够使引进而来的减灾措施易于被当地接受, 同时还可以增强“ 本地” 与“ 外来” 之间的互信, 增强当地社区的自信和自主感。

3.2 灾害文化、地方性知识与灾害应急响应和灾后恢复

地域社会本土灾害应对策略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防灾备灾上, 其对于灾时民众的应急响应、灾后恢复的作用也同样得到了灾害研究者的关注。应急响应方面, 近年来的研究证实:日本、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一些沿海地区存在海啸灾害文化[85]; 这些海啸灾害文化或地方性知识对于当地居民应对海啸侵袭、有效自救互救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比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和2010年智利海啸中, 印度尼西亚锡默卢岛的一些当地民众和智利的一些沿海渔民能够迅速、有效地撤离逃生, 很大程度上缘于当地已形成的海啸灾害文化影响[88, 89]。2007年所罗门群岛海啸时, 岛内土著民众正因为拥有有关当地环境的地方性知识, 而可以迅速找到有效的逃生路线和避难地点, 而外来移民则因缺少这些地方性知识而遭受了更为惨重的伤亡[90]。灾后恢复方面, 也有研究发现受灾地区本土的心理干预策略可能更利于稳定人们的情绪、促进心理恢复。比如Lin[91]发现1999年台湾集集地震后, 灾区很多民众不愿求助于受过严格西方科学训练的心理干预专家, 而更倾向于向寺庙僧侣寻求心理宽慰; 发现谈话治疗(Talk therapy)不是针对台湾震后民众有效的心理治疗手段, 灾区民众更愿意从传统仪式(如收惊)中得到心理慰藉。

3.3 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需要关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地域社会本土和传统的灾害应对经验及策略对于防灾减灾的作用和影响已逐渐受到国际减灾界的关注[92~94]。一些研究发现[55, 79, 90], 这些地方性知识和(或)灾害文化有时候会被当地民众习以为常, 缺少文化自觉, 或者因为时代变迁, 难以代际相传; 因此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是今后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当前, 随着国际减灾界对灾害(风险)治理(Governance)理念[95, 96]的不断呼吁, 以及对社区减灾、民众参与的重视[93, 94, 97, 98], 今后的灾害研究中, 如何充分利用地域社会本土和传统的灾害应对策略, 特别是将其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将是今后防灾减灾中文化维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一些地区的土著民众至今依然试图通过巫术、祭祀、宗教仪式等祈福消灾、抵御灾害; 比如我国广西那坡县黑衣壮族将种树活动以一种宗教仪式方式传承至今, 并用来祈福消灾、抵御干旱[99]。对这些根植于地方文化传统中的灾害应对措施, 不能认为其是完全的迷信和愚昧— — 那坡县黑衣壮族的种树活动尽管被赋予了宗教含义, 但是却与现在所提倡的“ 通过植树种草、保育水土来防御旱灾” 的科学理念不谋而合; 如何梳理这些文化传统对防灾减灾的有益一面, 并因地制宜地加以甄别和利用同样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予以特别关注。

4 小结与讨论

半个多世纪的自然灾害文化维度研究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起始于20世纪60~70年代, 丰富和发展于80~90年代, 深化和拓展于21世纪。

20世纪60~70年代, Moore等[70]开始从科学研究的视角注意到灾害常发地民众和社会为应对灾害, 在社会、心理、开发利用自然界活动时会做出实际或潜在的适应, 并谓之为灾害文化。此后Anderson[71]和Wenger等[72, 73]开始对灾害文化的组成、形成条件、分析维度等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灾害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相关讨论大体标志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灾害文化维度问题开始得到学术界的系统关注。

20世纪80~90年代, 自然灾害中的文化维度研究范畴不断扩展、论题不断丰富。灾害认知方面, 以人们的风险感知讨论最为深入— — 风险文化理论、心理测量范式和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等的相互促进甚至融合, 在极大丰富人们对民众风险感知认识的同时, 也对文化因素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洞察。灾害应对方面, 民众防灾备灾行为、个人或社会灾害应急响应、灾民心理干预和灾后恢复中的文化因素影响也逐步被人们所关注。与此同时, 基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视角, 灾害文化和地方知识框架下的土著民众本土和传统灾害应对策略的减灾意义与价值, 亦逐步被现代灾害研究者所揭示和挖掘。

21世纪以来, 几次大的自然灾难(2004年印度洋海啸和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等)使得自然灾害文化维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大为扩展。例如, 规范、习俗、社会资本等对于民众灾害应急响应的影响, 得到了大量的案例调查和实证分析; 通过“ 将灾害文化/地方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 来促进社区减灾参与和提升社区减灾能力的具体实践, 在世界很多多灾地区得以实践; 系统整理与挖掘灾害文化和灾害相关地方知识的实际减灾意义与价值, 更是被2015年第三次世界减灾大会列为当前国际减灾优先行动领域中的重点关注内容[94]

当前, 自然灾害文化维度上的实证/实例分析与理论探索已涉及到了灾害和防灾减灾实践的许多方面。如图1 所示, 相关研究已涉及到了预防减缓、备灾、应急响应和恢复等灾害应对的不同环节, 涵盖“ 灾害认知” 和“ 减灾行为” 2个层面, 且总体上存在以下2种研究取向:①以“ 文化影响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实践中的行为选择与认同以及彼此间互动的方式” 为出发点, 探讨信仰、规范和习俗等因素对人们认识灾害和应对灾害的影响。②聚焦不同文化背景社会中的灾害文化和(或)地方性知识, 梳理这些本土、传统和具有实用趋向知识与技能体系中, 所蕴含的灾害应对经验、智慧和策略。

图1 自然灾害中的文化维度研究框架
该框架基于参考文献[100]简化和整理而来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ultural dimension of natural disaster
Adapted from reference [100]

第一种研究取向下, 当前的总体进展与趋势是:①文化因素是影响民众灾害认知和灾害应对的基础背景已得到共识; 但是同一文化背景下, 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 文化因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目前尚无统一认识, 有待进一步探讨。②目前, 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群体间和跨区域/跨边界/国界的灾害认知和应对差异研究相对欠缺, 不同文化背景下, “ 人们认识和应对灾害上的差异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差异所造成” 是今后应重点关注的论题。③民众认识灾害、响应灾害和灾后恢复方面的相关研究已注意到, 文化因素对于人们防灾减灾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信仰、规范、习俗等有时是人们面对灾害而脆弱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源, 有时却是提高民众灾害应对能力或潜能的重要基础; 梳理这些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发展具有文化针对性的灾害应对策略特别值得今后重点关注。

灾害文化和(或)地方性知识方面:①不同文化背景地域社会中的本土灾害应对策略对于人们防灾减灾的重要价值已得到学界普遍关注, 但需要系统梳理; 其中,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本土灾害应对策略是否能够和在多大程度能够于地区间移植, 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新颖方向。②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也已提上日程, 且相关研究已指出:两者结合在发挥社区主观能动性, 节约减灾和灾害管理成本、保障减灾实践可持续等方面均发挥有十分关键的作用。③由于保护意识缺乏、生活方式改变、外来文化冲击等, 一些地域社会本土性灾害应对策略的传承正面临威胁。探索如何有效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这些本土和传统的灾害应对策略, 然后使之与现代技术有机和有效融合, 是第二种取向下今后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基于自然灾害文化维度研究上的以上总体进展, 针对我国相关背景, 提出以下针对性研究和工作建议:

在我国, 具体探讨习俗、价值观、规范、信仰以及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综合性文化相关因素如何影响人们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研究, 目前尚十分有限。中华文化历史悠久且独具特色, 不仅如此,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往往各具特色。研究这些不同特色的文化对人们认识灾害和应对灾害的启示与价值, 具有广阔的基础背景和深远的理论与实际意义。今后, 应基于现代科学理念和技术方法, 系统开展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从而为我国各地更好的防灾减灾提供研究依据。

当前, 我国针对灾害和防灾减灾的地方性知识研究已取得一些进展, 但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和人类生态学领域, 且重点关注极少量的少数民族地区[22, 58, 99]。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 民族地区又常常是我国灾害频发的地区。今后, ①应针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开展文化人类学和人类生态学视角的相关研究。②应从多学科综合视角挖掘、整理、传承、保护、利用和移植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灾害知识体系, 为制定不同地区本土化的灾害治理对策提供更广泛的研究依据。③我国广大非民族地区同样存在着丰富的灾害相关地方性知识, 比如各地流传的谚语、民间故事等, 应挖掘和梳理这些谚语、民间故事等所蕴含的现代减灾意义与价值。④应探索地方性灾害知识、现代科学技术和我国自上而下灾害管理体制三者间的有机契合点, 进而促进全社会整体防灾减灾基础能力的广泛提升。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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