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值模拟的泥石流灾害定量风险评价
黄勋1,2,3, 唐川3*,*
1.重庆市勘测院,重庆 401121
2.重庆市岩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401121
3.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59
*通信作者:唐川(1961-),男,安徽合肥人,教授,主要从事地质灾害、地貌学与工程地质研究.E-mail:tangc707@gmail.com

作者简介:黄勋(1986-),男,四川广元人,博士,主要从事地质灾害评价与预测研究.E-mail:huangsun198671@163.com

摘要

风险评价是灾害防治最有效的软措施之一,也是实现灾害风险管控的重要基础。针对承灾体类型和泥石流成灾方式的特殊性,以重要承灾体——建筑物和道路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套适用于我国西南山地城镇的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价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流程,主要分为3个步骤:①利用FLO-2D数值模型,以强度指数 IDF表达泥石流危险性;②利用汶川七盘沟7·11泥石流灾损数据,构建基于超越损失概率的物质易损性曲线;③在建立承灾体数据库的基础上,通过设置不同的未来泥石流情境,实现承灾体预期损失的定量表达。以汶川羊岭沟为例的模型验证和案例运用表明,构建的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价体系,能够很好地反映承灾体与泥石流的响应机制,可为泥石流威胁区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泥石流; 定量风险评价; FLO-2D; 易损性曲线
中图分类号:P64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66(2016)10-1047-09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Catastrophic Debris Flows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Huang Xun1,2,3, Tang Chuan3,*
1.Chongqing Survey Institute, Chongqing 401121, China
2.Chongq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hongqing 401121,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hazard Prevention and Geoenvironment Protec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First author:Huang Xun(1986-), male, Guangyu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Ph. D. Research areas include the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of the geologic hazard.E-mail:huangxun198671@163.com

*Corresponding author:Tang Chuan(1961-), male, Hefei City, Anhui Province, Profess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the geologic hazard, geomorphology and engineering geology.E-mail:tangc707@gmail.com

Abstract

The risk assessment is not only th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soft measures in natural hazard prevention, but also is the base of hazard risk management. On account of the specificity of various elements at risk and debris flow mechanism,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echnical procedure of debris flow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for buildings and road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mountaineous area of Southwest China, which included three sections: ①To represent debris flow hazard quantitatively using the intensity index IDF through FLO-2D simulation; ②To build debris flow physical vulnerability curve based on the loss exceedance-probability from Qipan gully debris flow case; ③To quantify the expected loss of the important elements at risk based on their database after setting the future debris flow scenarios. The case study of Yangling catchment indicated that the responding mechanism between elements at risk and debris flow physical mechanism was described quantitatively by this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system,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planning and prevention measure making in the southwestern mountainous area.

Keyword: Debris flow;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QRA); FLO-2D; Vulnerability curve.
1 引言

近年来, 随着大量物理模型和数值模拟的成熟运用, 定量风险评价已经成为地质灾害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课题之一。然而, 我国由于地质灾害成因复杂、承灾体类型多样, 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灾害定量风险评价体系[1, 2]

国外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价研究起步较早, Fuchs等[3]基于损失率和泥石流流深构建了泥石流易损性函数, 可直接得到特定情境下的损失概率和价值。随后, Akbas等[4]、Leone等[5]和Lo等[6]也都运用Fuchs方法在各自的研究区构建了建筑物易损性模型。然而, 仅以流深表征泥石流强度, 将会导致高层建筑物损失值评估过高, 而低矮建筑物往往会被低估, 尤其是在中等流深的情况下更为突出[7]

Jakob等[8]在对比了泥石流流速(v)、流速(d)、v2dvd2等4个强度指标与泥石流损失率的关系后, 认为v2d最宜代表泥石流强度以构建易损性函数。Luna等[9]利用该方法获得了Tresenda地区不同降雨频率下, 泥石流造成建筑物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概率。然而, 基于特定灾损数据的易损性曲线, 其普适性较差, 直接套用他区模型势必导致评价结果的某些偏差。目前我国尚无针对本地的泥石流易损性模型提出。

本文将以我国西南山地城镇泥石流灾害为研究对象, 从泥石流的地质过程与承灾体的成灾响应入手, 建立一套泥石流灾害定量风险评价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流程。该成果可对灾区防灾减灾工作的推进具有实践意义, 也为其他类型自然灾害风险评价研究提供科学借鉴。

2 研究区概况

(1) 汶川七盘沟泥石流

七盘沟位于汶川县城西南5 km处, 岷江左岸, 流域总面积54.2 km2, 相对高差2 993 m, 主沟纵比降约200‰ , 汶川地震Ⅷ 烈度带内, 地震诱发崩滑体约1 154.25× 104 m3, 造成沟道巨厚层堆积与严重堵塞。2013年7月11日区内暴发特大型泥石流, 当日短历时雨强频率达30年一遇, 属于典型的震后沟床侵蚀— — 堰塞体溃决型泥石流, 冲出固体物质量约为78.2× 104 m3。泥石流造成8人死亡、6人失踪, 区内超过90%的村庄及7家工矿企业遭毁, 约5 000人受灾。

七盘沟流域是汶川震区内泥石流造成建筑物损失最严重、最集中、最多样的区域, 是研究泥石流与建筑物破坏关系的典型案例。本文将以七盘沟灾损数据为样本, 构建针对泥石流作用下的建筑物易损性曲线。

(2) 汶川羊岭沟泥石流

羊岭沟位于汶川县城威州镇新桥村, 岷江右岸, 沟口距离七盘沟2.9 km, 流域总面积5.50 km2, 相对高差2 088 m, 主沟纵比降386‰ , 汶川地震Ⅷ 烈度带内, 地震诱发各类泥石流物源总量约347.17× 104 m3, 大量松散物质堆积于沟道。2013年7月10日区内暴发泥石流灾害, 其成灾过程是降雨诱发浅层滑坡起动、沿程沟床侵蚀补给、人工拦挡坝溃决、建筑物不当布置等作用的联合产物。泥石流冲出固体物质量17× 104 m3, 造成百余间民房不同程度的受损, 掩埋国道超过200 m, 挤占岷江1/4河道。

羊岭沟沟口扇地是震后汶川县城的主要重建与安置区域之一, 该区人口分布集中, 建筑物布置密集, 且受泥石流威胁相当严重。本文将在该区开展泥石流灾害风险量化研究, 进而实现防治工程经济效益的定量评估。

3 基于FLO-2D的泥石流强度表达

强度指标是表征泥石流各物理参数对承灾体的影响程度, 是泥石流危险性评价的重要因子。本文利用Jakob等[8]提出的泥石流强度指数IDF(IDF=v2d)作为泥石流破坏建筑物的物理指标。

FLO-2D是O’ Brien等[10]构建的泥石流演进二维数值分析软件, 其核心思想是利用非牛顿体模型与中央有限差分数值方法, 解算流体运动的控制方程, 以获取水平面上x轴、y轴方向的平均流速v和流深d。O’ Brien以渠道稳态水流为例, 验证了FLO-2D模型的准确性, 结果显示, 模型计算结果与实测资料一致。目前, 该模型已广泛运用于国内外泥石流模拟中, 得到了业界肯定[11, 12]。在我国西南山区, FLO-2D泥石流模拟也有大量应用案例[13, 14]

经FLO-2D模拟计算(参数见表1), 七盘沟7· 11泥石流模拟堆积区全长约4.3 km, 最大宽度为773 m, 总面积为57.44× 104 m2, 与实际堆积范围相比, 正确判断区面积为50.02× 104 m2, 占实际面积的72%, 综合精度指数Ω 值[15]为1.22, 该模拟结果较为准确, 能够满足下一步研究的要求。由图1可知七盘沟堆积区的强度指数IDF的分布情况, IDF最大值可达1 013.25 m3/s2, 总体上呈上游高于下游、排导槽中心高于两侧的趋势, 这表明前期修建的排导槽在该次泥石流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其过流能力远小于泥石流的峰值流量。

表1 七盘沟FLO-2D模拟主要参数 Table 1 Control parameters of Qipan Gully FLO-2D simulation

图1 七盘沟7· 11泥石流模拟强度指数IDF与受损建筑物的空间分布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nsity index IDF and damaged buildings in the 7· 11 Qipan Gully simulation

4 物质易损性曲线

易损性是指承灾体在特定强度泥石流作用下所表现出的负面响应, 属于自然灾害的社会属性表达。易损性曲线是实现各类承灾体风险量化的关键环节, 起着链接灾害体与承灾体的有力纽带作用。本文着眼于最重要的2类承灾体— — 建筑物和道路, 采用数学统计模型和文献调研手段, 构建适用于我国西南山地城镇的泥石流易损性评价模型。

4.1 建筑物易损性曲线

大量案例研究表明, 泥石流所致的生命财产损失与建筑物破坏关系最为密切[16]。本文将以七盘沟7· 11泥石流为样本, 针对典型的建筑物类型, 通过拟合泥石流强度特征与灾损调查数据之间的关系式, 构建基于损失概率的泥石流易损性曲线, 主要步骤包括:①典型建筑物定义; ②损失等级划定; ③易损性曲线拟合。

(1) 典型建筑物类型定义

经现场调查和数据统计, 综合考虑建筑材料、高度、寿命、用途等因素, 本文将样本区典型建筑物类型定义如下:

①建筑材料及结构为框架— 砖混结构; ②楼层数为2层, 即建筑物高约6 m; ③建筑物用途为农民自建居住用房; ④空间位置位于模拟/实际重叠区域, 以利用模拟结果获取泥石流强度特征值。

作者于2013年9月14日取得的调查样本中, 满足上述要求的建筑物数量为56个, 其空间位置分布如图1所示。该类建筑物在我国西南山区, 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居住人口最集中的建筑类型, 利用其构建的泥石流易损性曲线, 具有较高的普适性。

(2) 损失等级划定

在前人研究[17]的基础上, 本文将七盘沟典型建筑物损失类型划分为4个等级, 包括泥砂淤积、部分结构损伤、主要结构损伤及完全损毁, 相应的损失率分别为< 25%, 25%~75%, > 75%和100%(图2表2)。

(3) 建筑物易损性曲线拟合

超越损失概率是建筑物受损超过某级损失等级的概率。在不同损失等级下, 超越损失概率与损失概率的换算如表3, 由于Ⅳ 级损失(完全破坏)属最高等级损失类型, 其损失率为1, 该级损失不可能被超越, 故未有“ 超越Ⅳ 级概率” 数列。

图2 建筑物损失等级现场照片Fig.2 The photos of building loss rank

通过拟合建筑物的超越损失概率随泥石流强度指数IDF的变化趋势, 可得到泥石流建筑物易损性曲线(函数), 该曲线满足Weibull累积分布函数, 如下式, 整体趋势呈“ S” 型(图3)。

P_DI= 11+e-0.0872IDF+1.4043(1)

P_DII= 11+e-0.1525IDF+3.9541(2)

P_DIII= 11+e-0.1201IDF+3.9356(3)

图3所示, 建筑物超越损失概率随泥石流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尤其是在IDF为20~50 m3/s2时, 增幅最为明显, 建筑物更易遭受严重破坏。在该曲线中, IDF为0时, 建筑物仍有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这是由于在曲线构建时, IDF值“ 四舍五入” 整数化处理所造成的, 即该曲线中的IDF=0处并非无泥石流作用, 故建筑物亦有受损的可能。

表2 建筑物损失等级 Table 2 The loss rank of buildings at risk
表3 超越损失概率与损失概率的换算 Table 3 The conversion principle between‘ loss exceedance-probability’ and ‘ loss probability’

图3 建筑物的泥石流易损性曲线Fig.3 The building vulnerability curves of debris flows

4.2 道路易损性曲线

泥石流导致道路损毁问题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目前已有大量评价方法与计算模型被提出[18~21]。但由于道路区别于其他承灾体, 呈带状展布, 其延伸长、范围广, 破坏类型与成灾方式相对较为复杂, 且现有评价模型难以与泥石流强度进行关联, 很难应用于道路定量风险评价。本文首次将引入Winter道路易损性曲线[22], 并阐明道路等级与损失类型的划分标准, 以增强其在西南山区的适用性和准确性。

(1) 道路损失类型

泥石流对道路的破坏方式各异、类型多样, 本文将侧重于泥石流对路基路面的淤埋与冲刷作用, 针对我国的道路分类体系, 构建不同等级道路的损失定级标准(表4)。

表4 道路损失等级划分 Table 4 The loss rank principle of road at risk

(2) 道路易损性曲线

Winter等[22]收集了47份来自17个国家的专家问卷, 经过初始曲线、趋势拟合、人工插值、权重确定、归一化等步骤, 构建了基于超越损失概率与泥石流规模的道路易损性曲线(图4), 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道路泥石流易损性曲线。该曲线中泥石流规模是指泥石流的单次冲出固体物质总量, 不只包括直接破坏道路的部分。

4.3 易损性模型验证

羊岭沟7· 10泥石流致灾建筑物总数为32, 满足本文典型建筑物要求的样本数为14, 表5为不同泥石流强度下建筑物受损的等级和数量。对比发现, 预测值与实际值较为接近, 误差多为样本个体差异所致。

图4 泥石流作用下道路易损性曲线[22]
(a)高等级公路; (b)低等级公路
Fig.4 The road vulnerability curves of debris flow[22]
(a)High-grade roads; (b)Low-grade roads

表5 羊岭沟7· 10泥石流建筑物损失模拟/实际对比 Table 5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ion scenario and actual state of building loss in 7· 10 Yangling debris flow

在道路易损性方面, 横穿羊岭沟沟口的国道G213为双向双车道, 车辆限速60 km/h, 属于低等级公路。结合该次泥石流规模, 由道路易损性曲线可得, G213出现Ⅰ ~Ⅳ 级损失的概率分别为0.08, 0.02, 0和0.90, 损失等级确定为Ⅳ 级。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一致, 现场调查显示, 泥石流导致G213全幅车道淤埋, 路面严重损毁。案例验证表明, 本文采用的泥石流易损性模型, 能够很好地反映西南山地城镇承灾体对泥石流的响应机制, 可在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价中推广应用。

5 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价

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价体系主要包括:泥石流危险性评价(H)、承灾体易损性评价(V)和承灾体数量(E)。本文将H定义为泥石流强度特征值的空间分布, 属于灾害体的特征表达; 将E定义为威胁区内潜在承灾体的数量与价值, 属于承灾体的自身特征; 并将这两者通过灾害体与承灾体之间的关系函数— 易损性模型V— 进行链接组合, 以实现风险值R的准确量化。

(1) 泥石流情境设置

以羊岭沟泥石流为例, 在泥石流动力特性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传统雨洪法, 构建不同频率降雨条件下的泥石流灾害情境, 具体操作如下:

①分别计算10, 20, 50, 100年一遇条件下的流域清水峰值流量; ②假设未来泥石流的固体物质体积浓度与7· 10泥石流一致; ③以7· 10泥石流的流量过程线为原型, 构建不同降雨频率的流量过程线。

羊岭沟在7· 10泥石流后进行了治理, 主要工程措施包括重建拦挡坝和扩建排导槽, 本文侧重考虑其拦挡固体物质的功能, 以达到降低体积浓度Cv值和泥石流规模的作用。并且, 通过修正地形参数的方式, 将扩建后的排导槽考虑到泥石流数值模拟中。

(2) 承灾体数据库

羊岭沟堆积区内的典型建筑物样本数为60个(图5), 建筑物总面积为8 355 m2, 平均建筑面积约为140 m2, 据现场调查与《汶川县统计年鉴(2013)》, 将建筑物单价定为2 500元/m2, 建筑物总价值2 089万元, 平均单体建筑物价值为35万元。在工程治理时, 出于拓宽排导槽的建设用地需求, 排导槽两侧6处建筑物被拆除, 编号分别为7#, 8#, 9#, 27#, 55#和72#(如黑色虚线框所示), 故工程治理后, 典型建筑物总面积为7 593 m2, 总价值为1 898万元。

(3) 风险定量评价

图5 羊岭沟堆积扇建筑物的空间分布Fig.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uildings at risk on the Yangling Gully deposition fan

本文可以4个层次反映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价成果:①泥石流威胁区建筑物总体损失类型、数量及相应的经济价值; ②以某建筑物为例, 反映单体建筑物的损失类型及其出现的概率; ③以某规划用地的损失类型及其概率为例, 表达风险量化成果在建设规划中的指导意义; ④道路的总体损失类型及受损段长度。

图6显示了10, 20, 50和100年一遇降雨条件下有/无防治工程措施的风险量化结果。通过对比不同情境的评价结果, 可实现防治工程效益的定量评价。如表6所示, 羊岭沟泥石流治理工程, 在4个不同频率降雨情境下, 累计减少经济损失达673.74万元, 累计减少道路受损长度220 m, 发挥了重要的防灾减灾效益。但当100年一遇泥石流发生时, 建筑物损失数量及价值陡增, 达到50年一遇情境的2倍, 这是因为羊岭沟泥石流治理工程的设计标准为50年一遇, 故对超越该频率泥石流的防治效益有限。

图6 羊岭沟泥石流风险量化图
(a), (c), (e), (g)分别为10, 20, 50, 100年一遇降雨, 且不考虑防治工程的泥石流情境; (b), (d), (f), (h)分别为10, 20, 50, 100年一遇降雨, 且考虑防治工程的泥石流情境
Fig.6 The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results of Yangling debris flow catchment
(a), (c), (e) and (g) shows 10, 20, 50 and 100 years rainfall recurrence period simulation scenarios respectively, without considering prevention measures; (b), (d), (f) and (h) are the opposite

表6 羊岭沟泥石流治理工程经济效益分析 Table 6 The economic benefit analysis of prevention measures in Yangling Gully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针对我国西南山地城镇承灾体类型与泥石流成灾方式的特殊性, 以易损性曲线为纽带, 链接泥石流强度指数IDF与承灾体自身特征, 构建了一套泥石流灾害定量风险评价的评价方法, 实现了威胁区内不同泥石流情境下, 重要承灾体预期损失的定量表达。

首先, 利用FLO-2D模拟定量描述了泥石流的冲出— 堆积特征, 完成了泥石流的危险性评价。七盘沟7· 11泥石流模拟结果显示, 正确判断区面积为50.02× 104 m2, 综合精度指数Ω 值为1.22, IDF最大值可达1 013.25 m3/s2, 总体上呈现上游高于下游、排导槽中心高于两侧的趋势。

其次, 以七盘沟7· 11泥石流灾损数据为样本, 利用经验统计模型, 在经过典型建筑物定义、损失等级划定以及易损性曲线拟合(Weibull累积分布函数)等步骤后, 构建了基于强度指数IDF与超越损失概率的建筑物易损性评价模型; 并在阐明道路等级与损失类型的基础上, 引入了Winter道路易损性评价模型。

最后, 将上述FLO-2D模拟和易损性模型相结合, 实现了泥石流重要承灾体的风险量化。汶川羊岭沟泥石流案例应用表明, 在分别考虑4种不同降雨频率和泥石流防治工程的情况下, 建筑物累计损失减少了673.74万元, 道路受损长度减少了220 m。通过定量风险评价, 实现了泥石流防治工程的效益评估。

但是, 本研究仍有不足, 主要体现在:①基于FLO-2D模型的泥石流强度表达, 过分强调了泥石流体的整体作用力, 而忽略了大块石对承灾体的破坏作用; ②应增加易损性评价模型的样本类型及数量, 提高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和普适性; ③后续研究应拓宽承灾体的研究范畴, 构建环境和社会的易损性评价模型, 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等的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价。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Shi Peijun, Kong Feng, Ye Qian, et al. Disaster risk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4, 29(11): 1 205-1 211.
[史培军, 孔锋, 叶谦, . 灾害风险科学发展与科技减灾[J]. 地球科学进展, 2014, 29(11): 1 205-1 211. ] [本文引用:1]
[2] Peng Jian, Liu Yanxu, Pan Yajing, et 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cological risk due to natural disaster and land scape pattern-process: Review and prospect[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4, 29(10): 1 186-1 196.
[彭建, 刘炎序, 潘雅婧, . 基于景观格局—过程的城市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研究: 回顾与展望[J]. 地球科学进展, 2014, 29(10): 1 186-1 196. ] [本文引用:1]
[3] Fuchs S, Heiss K, Hübl J. Towards an empirical vulnerability function for use in debris flow risk assessment[J]. Natural Hazards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 2007, 7(5): 495-506. [本文引用:1]
[4] Akbas S O, Blahut J, Sterlacchini S. Critical assessment of existing physical vulnerability estimation approaches for debris flows[C]∥Land slide Processes: From Geomorphological Mapping to Dynamic Modelling. Strasbourg: CERG Editions, 2009: 229-233. [本文引用:1]
[5] Leone F, Lavigne F, Paris R, et al. 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December 26th, 2004 tsunami-induced damages: Lessons learned for a better risk assessment integrating buildings vulnerability[J]. Applied Geography, 2011, 31(1): 363-375. [本文引用:1]
[6] Lo W C, Tsao T C, Hsu C H. Building vulnerability to debris flows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study[J]. Natural Hazards, 2012, 64(3): 2 107-2 128. [本文引用:1]
[7] Zeng Chao, He Na, Song Guohu.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methods to assess vulnerability of building in debris flow hazard[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2, 27(11): 1 211-1 220.
[曾超, 贺拿, 宋国虎. 泥石流作用下建筑物易损性评价方法分析与评价[J]. 地球科学进展, 2012, 27(11): 1 211-1 220. ] [本文引用:1]
[8] Jakob M, Stein D, Ulmi M. Vulnerability of buildings to debris flow impact[J]. Natural Hazards, 2012, 60(2): 241-261. [本文引用:2]
[9] Luna B Q, Blahut J, Camera C, et al. Physically based dynamic run-out modelling for quantitative debris flow risk assessment: A case study in Tresenda, northern Italy[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4, 72(3): 645-661. [本文引用:1]
[10] O’ Brien J S, Julien P Y, Fullerton W T. Two-dimensional water flood and mudflow simulation[J].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1993, 119(2): 244-261. [本文引用:1]
[11] Jakob M, Holm K, Weatherly H, et al. Debris flood risk assessment for Mosquito Creek, British Columbia, Canada[J]. Natural Hazards, 2013, 65(3): 1 653-1 681. [本文引用:1]
[12] Lin J Y, Yang M D, Lin B R, et al. Risk assessment of debris flows in Songhe Stream, Taiwan[J]. Engineering Geology, 2011, 123(1): 100-112. [本文引用:1]
[13] Huang Xun, Tang Chuan, Zhou Wei. Occurrence frequency estimation model for debris flow using numerical simulation[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2014, (6): 1 271-1 278.
[黄勋, 唐川, 周伟. 基于数值模拟的暴雨泥石流暴发频率计算模型[J]. 工程地质学报, 2014, (6): 1 271-1 278. ] [本文引用:1]
[14] Zhang Peng, Ma Jinzhu, Shu Heping,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erosion and deposition debris flow based on FLO-2D model[J].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14, 50(3): 363-368.
[张鹏, 马金珠, 舒和平, . 基于FLO-2D模型的泥石流运动冲淤数值模拟[J]. 兰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4, 50(3): 363-368. ] [本文引用:1]
[15] Scheidl C, Rickenmann D. Empirical prediction of debris-flow mobility and deposition on fans[J].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 forms, 2010, 35(2): 157-173. [本文引用:1]
[16] Bell R, Glade T. Quantitative risk analysis for land slides-Examples from Bíldudalur, NW-Iceland [J]. Natural Hazards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 2004, 4(1): 117-131. [本文引用:1]
[17] Zeng Chao, Cui Peng, Ge Yonggang,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buildings damaged by debris flows on 11 July, 2013 in Qipangou of Wenchuan, Sichuan[J].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36(2): 81-91.
[曾超, 崔鹏, 葛永刚, . 四川汶川七盘沟“7·11”泥石流破坏建筑物的特征与力学模型[J]. 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 2014, 36(2): 81-91. ] [本文引用:1]
[18] Xiang Lingzhi, Cui Peng, Zhong Dunlun, et al. Quantitative hazard assessment of road debris flow in Wenchuan earthquake area: A case study of Xiaojia Ravine in Wenchuan County[J].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2012, 47(3): 387-393.
[向灵芝, 崔鹏, 钟敦伦, . 汶川地震区泥石流危害道路的定量分析——以汶川县肖家沟为例[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12, 47(3): 387-393. ] [本文引用:1]
[19] Cui P, Xiang L, Zou Q. Risk assessment of highways affected by debris flows in Wenchuan earthquake area[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3, 10(2): 173-189. [本文引用:1]
[20] Han Y, Dong S, Chen Z, et al. Assessment of secondary mountain hazards along a section of the Dujiangyan-Wenchuan highway[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4, 11(1): 51-65. [本文引用:1]
[21] Xu Linrong, Chen Shuyang, Cao Lulai. Engineering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for bridges and tunnels harmed by debris flow hazards[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14, 35(9): 2 642-2 650.
[徐林荣, 陈舒阳, 曹禄来. 泥石流危害桥隧工程易损性评价[J]. 岩土力学, 2014, 35(9): 2 642-2 650. ] [本文引用:1]
[22] Winter M G, Smith J T, Fotopoulou S, et al. An expert judgement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the physical vulnerability of roads to debris flow[J]. Bulleti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4, 73(2): 291-305. [本文引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