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识别的基础理论与实证分析
孙平军1, 修春亮2, 吕飞1
1.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哈尔滨 黑龙江 150001
2.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吉林 130024
*通讯作者:修春亮(1964-),男,吉林舒宁人,教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 E-mail: xiucl@nenu.edu.cn

作者简介:孙平军(1981-),男,湖南隆回人,讲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E-mail: sunpj031@163.com

摘要

针对当前国内外现有城市空间扩展研究因数据和方法的制约而相对缺乏合理性评价以及伴随快速城镇化进程推进的我国城市空间扩展引发了一系列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现实背景,试图基于逆向思维和问题诊断视角构建一座由非协调病理诊断通向协调发展道路的桥梁,从非协调性视角构建城市空间扩展合理性评价指标体系;内涵上具体表征为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非协调性、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生态用地配比结构非协调性以及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3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以2008年中国246个地级市为样本单元展开实证分析。期间从分区(经济区划)、分类(行政等级、道路交通、城市规模、城市属性、气候条件、地形条件等)的思维对其内在规律性进行了揭示、归纳与汇总。结果表明该识别体系较为合理,揭示结果与现实情况相吻合,可以作为认知城市空间扩展,缓解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人地矛盾冲突,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合理利用和区际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 识别体系; 总量控制; 用地配比结构; 空间配置效率
中图分类号:P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66(2015)02-0247-12
Basic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Non-coordination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Sun Pingjun1, Xiu Chunliang2, Lü Fei1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s of the lack of rational evaluation due to the constraint of data and methods, and of a series problems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used by urban expansion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urrent research of urban expans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build a bridge from the pathology of no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erse thinking and problem diagnosis, and then constructed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coordination. Specific characterization was the three levels, i.e. non-coordination of the total control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non-coordination of ratio nonconforming structure i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agricultural land, ecological land, as well as the non-coordination of space allocation in established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n the basis of these,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24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China in 2008 was made. By partitioning (economic di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level, road transport, urban scale, urban properties, weather conditions, terrain conditions, etc.), its inherent regularity was revealed, summarized and aggregat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was reasonable and the results coincided with reality, which could serv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where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manland relationships,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nsive, efficient and rational use of land resources an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ong inter-districts.

Keyword: Non-coordination of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 Total control; Ratio of land use structure; Spa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1 引言

城市空间扩展指的是城市空间在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推进及城市居民为满足自身多层次生理心理需求的驱动下所引发的一个地域空间表达过程— — 规模上表现出建成区地域空间范围的扩大, 由内往外不断向农村地域推进, 由地面不断向空间、地下伸展, 以及城市数量的增加, 内涵上呈现出城市内在结构的调整(城市规模、密度和形态的更新演替), 同时也是一个人地关系、区际关系(人人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抑或结果)— — 时刻与周边区域进行物质(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能量和熵的交换转化和传递, 引发空间的相互作用[1, 2]。期间无疑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 如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城市低效无序蔓延且不断挤占吞嗤周边高产农田和生态用地、区域发展不平衡等[3, 4]。深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广为关注。

其中国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理论相对丰富, 大体经历了1898年以霍华德为代表的田园城市分散主义思想→ 1930年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光明城集中主义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等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演变; 研究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研究尺度实现了由单个城市尺度向区域城市乃至全球城市尺度的转变; 研究重点经历了多学科、分散、单中心城市空间扩展结构、机制机理的研究, 到多学科交叉融合、借鉴的区域城市、全球城市体系组织、城市与区域互动关联的扩展模式与机理研究的演化; 研究方法跨出了对单个城市定性描述的障碍, 向定性与定量、多因素综合考虑的城市空间扩展的预防、引导与控制等[5~10]。而国内研究起步较晚, 基本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 理论研究显得较为薄弱, 表现为描述性、讨论性分析过多, 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分析过于表述化, 而缺失对要素做功的时空差异性的分析, 且机理分析偏向静态、区内关联的分析, 而相对忽视动态、区际关联的作用[11~19]。就具体的研究内容来说, 国内外现有研究因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尚缺乏一套对城市空间扩展合理性评价的指标体系, 到底现有的城市空间扩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又以哪一种扩展模式最为合理等的判别, 缺乏一个理性的科学判断方法。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蔓延及其生态环境效应[20~22]、城镇化进程中速度过快、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等[23, 24], 而基于非协调性视角量化城市空间扩展合理性在国内外现有研究中可以说是首例。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 以占全球1/14的土地养活着占全球1/5的人口, 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人地矛盾极其尖锐。当前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阶段, 进一步加大了对城市建设用地投入的发展诉求, 而基于“ 产权区域” 的制度安排、以及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的追求, 更是加剧了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困难, 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生态用地配比结构不合理性, 以及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的低效性, 加剧了人地矛盾关系。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用地现实诉求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是当前我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25]

非协调性意指不和谐一致、配合不得当, 引申为系统、事物、行为主体(或区域)等的非共同发展, 区域之间存在显然的“ 外部性” 现象, 以损害“ 他人(或其他区域)” 利益来获取发展, 阻碍了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效益的最优化。它是基于逆向思维和问题诊断的视角对合理性成效的反面反馈、判别与揭示。故此, 可以从非协调性视角探寻我国城市空间扩展合理性的分析思路和识别体系, 即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其是对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 “ 过度扩张” 、主张“ 空间约束” 、“ 空间不匹配” 等的一个积极响应与和反馈, 是基于逆向思维和问题诊断的视角而构建的一座由非协调病理诊断通向协调发展道路的桥梁, 对于认知城市空间扩展, 缓解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人地矛盾冲突, 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合理利用和区际公平可持续发展等,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2 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的内涵及其识别体系的构建
2.1 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的内涵

(1)城市。城市是一个综合概念, 蕴含多种内涵:其中人地关系理论认为城市是一个以“ 人” 为主体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 功能组合理论认为城市是地域功能综合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体系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各自独特的角色, 系统理论认为城市是一个涵盖人、经济、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的复合生态系统, 而要素理论则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载体, 肩负着城镇居民工作、居住及社会福利建设诉求的重担等。所以理应综合地看待其空间扩展的概念与内涵。正如上文所述, 城市空间扩展不仅是一个地域空间表达过程, 涉及城市建设用地与各种要素(城市人口、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等)的空间配比, 同时更是一个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抑或结果), 涉及国家利益不统一的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生态用地的竞争、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

(2)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从字面意思理解为城市空间扩展的非协调性状态或程度, 即城市空间扩展中, 建设用地投入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地域功能定位等在时空上不匹配、非协同发展现象。具体表征为:要素配置上, 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总量和速度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承载等没有实现同步发展的目标, 空间上各“ 产权区域” 城市建设用地投入与其社会经济发展、城市规模和城市社会功能服务等在全国城市等级体系中定位不匹配, 结构上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生态用地没有实现“ 帕累托” 最优等。为此文中将其简单概括为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非协调性, 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生态用地配比结构非协调性, 以及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3个方面, 其中空间配置非协调性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区际功能的不匹配和区内结构组合的不协调。

2.2 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识别体系的构建

(1)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非协调性。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是中央政府针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发展阶段、城市居民心里、心理需求层次、城镇化发展阶段及其水平、以及整个国家的基本国情而有计划实施的土地战略调控布局, 强调的是城市建设用地投入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用地诉求、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用地诉求及城市合理、高效营运用地诉求等的匹配关系。故此, 可以构建基于GDP总量、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等指标的“ 区域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 来表征。

(2)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生态用地配比结构非协调性。① 粮食安全是城市建设用地和农用地配比结构合理性判别的一个主要依据。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 人们对粮食的需求量是递增, 其是一个基于市场购买力的函数关系式。为此, 本文试图运用基于市场购买力的农用地粮食生产人均供给量与人均消费市场需求量的比值来判别, 即(人均粮食供给增量/人均GDP增量)与(人均粮食消费增量/人均GDP增量)的比值, 如果不少于“ 1” 则认为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的配比结构在目前看来是合理的。② 城市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配比结构合理性, 由于数据和方法的束缚, 文中选取生态用地减少与地质灾害、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震次数、地震级别和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等的关联来侧面“ 映射” 。理由是:生态用地的减少、加上人类活动强度的提升, 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 扰动” , 也就引发了生态敏感性的凸显, 导致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发生频率和发生规模加大(经济损失剧增)[26]

(3)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一是, 区际功能匹配非协调性, 与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控制非协调性相类似, 表征的是基于生态环境“ 阈值”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人口规模、社会服务功能属性等城市建设用地投入的匹配状态或程度, 采用城市建设用地与各表征要素的区位商(公式1), 结合散点图的点垂距(式2)来判别[27], 并据点垂距D值将其划分为建设用地投入超前型(D远大于“ 0” )、相对协调型(D在“ 0” 附近)和滞后型(D远小于“ 0” )三大类, 文中选用非农产值、地方财政税收来代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选取非农人口表征城镇人口规模, 社会非农化指数[25]来代表社会功能属性; 二是, 区内结构组合方面, 总量上运用城市化的质量— — 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内在耦合协调度来考察, 理由是城市功能的优劣可以表征为城市内在人口、产业、经济、基础设施与区域城市建设用地投入的数量组合关系; 增量上采用“ 用地增长弹性系数” 来表征— — 投入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得分属性构建如下所示的计算式— — 非协调度是一个相对概念, 通过公式3将正负效应标准化处理。

Mi=j=1mmij; mij=i=1n1(Yi-Xij)2n1(1)

Di=j=1mdij; dij=j=1m22(Yi-Xij)(2)

Vi=a×MiMi+b×1Ci/1Ci+c×Iin/Iin(3)

式中:MiDiViCiIi分别为第i个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之区际功能非匹配度、点垂距、空间配置非协调度、“ 人口— 经济— 空间” 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和增长弹性系数; a, b, c为待定系数(文中选取a=0.5, b=c=0.25), n为弹性系数衡量指标个数, n1为样本单元数; YiXij分别代表城市i其建设用地及其对应考察指标在全国总量中所占的份额。

在此, 需要说明的是, 作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基于“ 人口— 经济— 空间” 城市化的综合概念, 其中人是行为主体, 经济是驱动力, 空间是载体……, 并据此构建如参考文献[28~30]所示的指标体系。用地增长弹性系数选取非农人口、非农产出、固定资产投资来考察。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处理

(1)研究对象。文中选取我国所有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单元。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统计口径变化带来的可比较性, 以及国家行政区划及建制的调整(改县为市等)的影响, 文中最终选取的样本单元数为246个, 时点上只做了2008年时点断面的格局分析, 而对于2008年以后及其时序演变特征予以了放弃— — 原因在于城市非农人口规模在2000— 2008年统计分类为非农人口(和农业人口), 而后改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 即准市民无法真正注释城市化的本质), 统计口径变了, 无法统一。

(2)数据来源与处理。如无特殊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09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中国城市年鉴》, 而“ 用地增长弹性系数” 的部分数据, 文中选取2005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作为参照(考虑到山西省的吕梁市、内蒙古自治区的巴彦淖尔市等城市2004年才设立为地级市); 数据使用前, 首先需要对部分数据进行“ 指数平减法(1978年)” 处理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干扰, 再按照指标功效性进行标准化处理。

3.2 非协调性的判别

3.2.1 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非协调性的判别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增长明显, 由2004年的28 449.78 km2增长到2008年的57 265.86 km2, 增幅达101.286%, 年均增幅超过20%。而与之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和非农人口数, 虽然都得到了长足的增长, 但是无论是增长规模还是年均增幅, 都远远低于前者(表1)。为了更准确地揭示三者的内在关联, 文中对其用地增长弹性系数进行了计算, 结果发现:基于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和非农人口规模的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均大于“ 1” , 其中城市建设用地— 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为1.777, 城市建设用地— 人均GDP增长弹性系数为1.889, 城市建设用地— 非农人口增长弹性系数为16.795。表明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非协调性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经济经济增长带有典型的资源(这里特指土地资源)粗放利用的特征— — 即通常所说的以资源投入促社会经济的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投入规模和速度快于社会经济发展用地的现实诉求、快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对建设用地的诉求, 土地城镇化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 是一种典型的粗放、低效的投入方式,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同时我们也可以说, 在该研究时段内, 国家相对重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相对忽视农村人口市民化过程(户籍制度就是最好的印证)。

表1 2004— 2008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增长弹性系数 Table 1 Growth elasticity of China's total urban construction land(2004-2008)

3.2.2 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生态用地配比结构非协调性的判别

(1)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配比结构非协调性的识别。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在2000— 2008年间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其中粮食总产量由初始的46 217.5万t增长到期末的52 870.9万t, 人均占有量由初期的364.7 kg增长到末期的398.1 kg, 但是耕地面积却在锐减, 由2000年的1.2824 hm2减少到2008年的1.2172 hm2表2), 而人均粮食消费量则由1978年的199 kg增加到1986年的253 kg(表2)。农用地粮食产量是否满足基于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呢?下面运用人均粮食供给量与人均GDP的增长弹性系数和人均粮食消费量与人均GDP的增长弹性系数的比值来判别。

表2 2000— 2008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与人均GDP的增长弹性系数 Table 2 Growth elasticity of China's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and GDP per capita (2000-2008 )

结果如表2所示:2000— 2008年我国人均粮食生产总量和人均GDP的增长弹性系数为0.0857, 即人均GDP增加100元, 农用地人均粮食生产量增加8.57㎏ ; 1978— 1986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总量和人均GDP的增长弹性系数为0.2864, 即人均GDP增加100元, 人均粮食消费总量增加28.64㎏ 。考虑到2000— 2008年较1978— 1986年其人均粮食消费量增长增加幅度有所下降的趋势(同处0.3以上恩格尔系数阶段), 文中选取0.15的增长弹性系数作为衡量指标更具现实意义, 即在2000— 2008年间, 人均GDP每增加100元则人均粮食消费总量增加15㎏ 。大于农用地人均粮食生产的供给量。从而推断判出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配比结构存在明显的非协调性状态, 换句话说就是在目前看来需要扩大耕地面积以保证国内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

(2)城市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配比结构非协调性的判别。城市建设用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 外在扰动(或压力)” , 其规模越大则意味着“ 外在扰动” 越强, 反之越弱; 生态用地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复合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整能力, 即内在“ 弹性” 大小, 同样与规模呈正相关; 而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即复合生态系统的敏感性)则代表了复合生态系统“ 外在扰动(或压力)” 与内在“ 弹性” 相互作用的结果, 敏感性表征越强则意味着城市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配比结构非协调性越明显, 反之则彰显二者的协调合理。据此下面从生态环境问题展开分析(表3)。

表 3 2000— 2008年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变化情况 Table 3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China(2000-2008)

表3中可以看出, 大自然这张“ 晴雨表” 深刻映射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对复合生态系统“ 扰动” 的强度, 无论是总地质灾害次数, 还是滑坡、崩塌、地面塌陷、地震次数和强度抑或其所带来的生命财产、经济效益的损失都是在螺旋中递升, 其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后者分别是前者的149倍和585倍之多, 一方面说明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对大自然的“ 外在扰动” 非常剧烈, 复合生态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外在“ 压力” , 另一方面结合全国生态用地的不断减少, 复合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也就是其“ 弹性” 能力在下降, 二者共同作用而导致复合生态系统敏感性外在表征— — 生态环境问题越发凸显和严重。因此, 从这个视角本文可以判别说, 在2000— 2008年间,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投入与生态用地的配置结构比例是不协调、不合理的。

3.2.3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的判别

至于具体的分析中, 为了考察经济水平、行政力量、道路交通、城市规模(大、中城市)、气候特征、地形条件(本文主要探讨山地城市与非山地城市)、城市属性等对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的影响, 文中依据中国现有区域经济板块划分, 将样本单元大体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经济区— — 简称区域四分法; 依据城市行政级别, 将其划分为地级市与地级以上城市(副省级城市、直辖市)二组— — 简称行政等级二分法; 依据交通主干线(东西— 南北铁路干线)对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的影响, 将其划分为铁路干线城市与非铁路干线城市两大类— — 铁路干线二分法[ 京九铁路:北京— 廊坊— 沧州— 衡水— 邢台— 阜阳— 毫州— 信阳— 麻城市— 黄冈— 武穴— 九江— 南昌— 宜春— 吉安— 赣州— 河源— 惠州— 东莞— 深圳; 京广铁路:北京— 保定— 石家庄— 邢台— 邯郸— 安阳— 鹤壁— 新乡— 郑州— 许昌— 漯河— 驻马店— 信阳— 孝感— 武汉— 咸宁— 赤壁— 岳阳— 长沙— 株洲— 衡阳— 郴州— 韶关— 清远— 广州; 陇海铁路:徐州— 洛阳— 郑州— 开封— 商丘— 三门峡— 宝鸡— 咸阳— 西安— 渭南— 兰州— 定西— 陇海— 天水]; 依据城市规模(非农人口规模)将其划分为大、中小城市(不小于50万为大城市, 其余为划分为中小城市)两大类— — 简称城市规模二分法; 依据寒地特征将其划分为寒地城市与非寒地城市两大类— — 简称气候条件二分法[31]; 依据地形条件将其划分为山地城市与非山地城市两大类— — 简称地形条件二分法[32]; 依据城市属性将其划分为矿业城市与非矿业城市两大类— — 简称城市性质二分法。从分区、分类的思维对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的内在规律性特征进行揭示、归纳与汇总。

(1)区际功能匹配非协调性的判别。运用公式(1, 2)计算结果表明: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之区际功能匹配非协调性状态明显, 且呈现一些内在的规律性特征。

首先是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非匹配度最大取值上海(0.118)与最小取值陇南(0.004)相差31倍之多, 结合点垂距D值判别的城市建设用地投入相对超前型城市有76个(图1), 占城市总数的30.89%, 表明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资源空间配置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不合理的, 其中上海最为明显— — 这似乎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完全相反, 其实不然, 原因主要归结于行政区划调整, 上海城镇建设用地投入,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由2005年的820 km2增加到2009年的2 429km2

其次分区研究中, 呈现出东部地区(0.022)> 中部地区(0.017)> 东北地区(0.015)> 西部地区(0.014)的基本格局, 与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其所在城市建设用地投入空间配置非匹配性越明显(表4)。

再者分类研究中(表5), 行政等级二分法呈现出地级以上城市(0.030)> 地级市城市(0.016)的基本特征, 地级以上城市的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之区际功能非匹配性较地级城市的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之区际功能非匹配性要高, 结合非匹配度的点垂距D值表明, 地级以上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效率相对高效、集约, 反之则相对低效、粗放, 因此, 从这个视角来说, 副省级城市代表的行政力量, 对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效率整体说来是一种正向促进效应; 交通条件二分法(铁路干线二分法)呈现出铁路干线城市(0.022)> 非铁路干线城市(0.017)的基本特征, 结合点垂距D值表明, 位于铁路干线沿线城市的建设用地投入的合理性(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整体水平较非铁路干线城市的建设用地投入的合理性(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要高, 表明交通条件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效率/效益; 城市规模二分法特征明显, 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之区际功能非匹配度(M平均值)呈现出中小城市(0.020)> 大城市(0.003)的基本特征, 而点垂距D平均值呈现出大城市(0.000)> 中小城市(-0.002)的基本特征, 这似乎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规模集聚效益相悖论?本文认为这可能与选取的分类标准(非农人口数50万有关), 其次在于城市规模不经济的表现, 具体原因有待今后深入分析; 气候条件(寒地特征)二分法呈现出寒地城市(0.018)> 非寒地城市(0.015)的基本特征, 即寒地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之区际功能匹配非协调性较非寒地城市要高, 而点垂距D值同样验证了“ 地理成本(气候条件)” 对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效率的限制作用, 通常“ 地理成本” 越高, 则其对城市建设用地投入产出限制相对来说也越大; 地形条件二分法呈现出非山地城市(0.017)> 山地城市(0.016)的基本特征, 结合D值, 同样表明山地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总体说来还是比较集约高效的, 因为特殊的地形条件和投入成本而限制了城市建设用地投入规模, 进而实现了节约集约用地的可能; 城市属性二分法呈现出非矿业城市(0.017)> 矿业城市(0.004)的基本特征, 而点垂距D值则认为矿业城市建设用地投入反而较非矿业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效率更高、更集约节约, 原因在于选取的66个矿业城市中, 有54个处于中年期(占总数的81.82%), 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吸引了大量的矿工前来就业, 而雄厚的地方财政税收更是为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进而导致其城市建设用地投入的“ 所谓” 的相对集约高效, 按照正常的现实逻辑, 其通常是一种“ 虚假” 的集约高效, 是以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支撑的高发展。

图1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之区际功能非匹配性的分类注:D< -0.001为相对滞后型; -0.001≤ D≤ 0.001为基本协调型; D> 0.001为相对超前型Fig.1 Functional mismatching classification of China’ s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space allocationD< -0.001 stands for relative lag type; -0.001≤ D≤ 0.001 stands for basic coordination type; D> 0.001 stands for relative advanced type

表4 四大区域城市建设用地投入的点垂距D值和M值的平均数 Table 4 Mean of point vertical distance D and M valu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four regions
表5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之区际功能非匹配性的特征分类 Table 5 Feature classification of space allocation inter-district non-matching of Chines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2)区内结构组合非协调性的判别。依据前文的分析, 下面从总量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耦合非协调度和增量用地增长弹性系数非协调性展开分析。

① 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耦合非协调度的识别。基于均方差赋权法和物理学中的耦合容量模型(具体步骤参考文献[29])进行计算及标准化处理, 结果表明:

首先, 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取值位于前10位的城市如定西市、贵港市等, 基本上是一些后期新兴的城市, 而位于后10位的城市如深圳市、北京市、广州市等基本属于直辖市或者副省级城市, 其中耦合非协调最大值定西市(0.0071)与最小值深圳市(0.0018)相差3.8倍; 且整体水平基本处于低水平耦合发展阶段。

表6 四大区域城市化耦合非协调度的平均得分 Table 6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non-coordinated degree of coupling in four regional urbanization

其次分区研究中(表6), 呈现出西部地区(0.0046)> 东北地区(0.0039)> 中部地区(0.0036)> 东部地区(0.0035)的基本格局, 由东向西依次递增; 其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格局呈负相关, 即其经济发展水平越差则其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耦合的非协调度整体水平就越高, 反之则其对应的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耦合的非协调度整体水平就越低。这与“ 财权” 和“ 事权” 相统一是息息相关的。

再者分类研究中(表7), 行政等级二分法呈现出地级城市(0.0042)> 地级以上城市(0.0026)的基本特征, 即城市行政等级越高, 其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耦合的非协调性整体水平相对来说就低, 反之越高; 交通(铁路干线)二分法呈现出非铁路干线城市(0.0041)> 铁路干线城市(0.0037)的基本特征, 铁路沿线城市其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协同发展水平整体上较非铁路干线沿线城市要好; 城市规模二分法呈现出中小城市(0.0044)> 大城市(0.0040)的基本特征, 即中小城市的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整体上较大城市要差区域; 气候条件(寒地特征)二分法呈现出寒地城市(0.0042)> 非寒地城市(0.0040)的基本特征, 即寒地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总量与城市产业、基础设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规模组合关系较非寒地城市所对应的规模要素组合关系要差, 换句话说, 寒冷气候对所在城市的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的耦合协调进程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地形条件二分法的特征不明显; 城市属性二分法呈现出非矿业城市(0.0041)> 矿业城市(0.0039)的基本特征, 即矿业城市内在的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的耦合非协调性明显低于非矿业城市的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的耦合非协调性。而从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大小来看, 基本上是以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为主宰, 人口城市化长进不大, 侧面说明全国城市化进程相对重视经济城市化、期间夹带土地资源的低效利用, 而普遍忽视人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表7 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耦合非协调度的特征分类 Table 7 Characteristics classification of non-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population - economy - space urbanization

② 用地增长弹性非协调性的识别。通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计算, 结果表明:

首先,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的平均值为1.92, 整体上可以说是一种低效、无序的用地扩展模式,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 其中取值大于“ 1” 的城市有65个, 占总数的26.42%, 用陆大道院士的话说就是:近10年来中国城镇化空间扩展失控现象极为严重, 形成了大分散和蔓延式的扩张, 如果不能有效遏制“ 冒进式” 城镇化和空间扩展失控的严峻趋势, 其将会成为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 桎梏” 与障碍[33]; 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最大值佛山(66.212)和最小值遂宁(0.017), 二者相差3895倍。

其次分区分类研究中(表8), 分区呈现出东部地区(2.528)> 西部地区(0.711)> 中部地区(0.690)> 东北地区(0.647)的空间格局; 行政等级二分法呈现出地级以上城市(1.2659)> 地级城市(1.1900)的特征; 道路交通(铁路干线)二分法呈现铁路干线沿线城市(1.1500)> 非铁路干线沿线城市(1.1920)的特征; 城市规模二分法呈现中小城市(1.0726)> 大城市(0.1720)的特征; 城市属性二分法呈现矿业城市城市(0.6884)> 非矿业城市(0.2267)的特征; 气候特征二分法呈现寒地城市(1.0274)> 非寒地城市(0.4002)的特征; 地形条件特征不明显。说明城市建设用地投入产出边际效率确实存在“ 地理成本(气候)” 、区位、城市规模、行政力量等的作用功效。

表 8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分类特征汇总 Table 8 Summary of growth elasticity classification feature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3)空间配置综合非协调性的判别。下面结合公式(3), 采用同样的分析思路, 对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进行判别。结果表明:

首先, 非协调数值(都大于0)表明中国确实存在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协调性, 且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 其中最大值佛山市(0.060)与最小值南京市(0.002)相差30倍之多; 而取值位于前10%的城市其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度总和占据了所有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度的26.30%, 可见其空间极化现象是非常明显的(图2, 表9)。

'>图2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评价结果Fig.2 The results of non-coordination of China's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space allocation

其次分区研究中, 呈现出东部地区(0.0057)> 中部地区(0.0036)> 西部地区(0.0034)> 东北地区(0.0032)的格局特征, 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成正相关— — 经济越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相对就越明显, 反之, 经济相对不发展, 则其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的非协调性相对就越不明显。

再者分类研究中, 行政等级二分法呈现出地级以上城市(0.0054)> 地级城市(0.0040)的基本特征, 即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不合理性程度明显强于地级城市; 道路交通二分法呈现出铁路干线沿线城市(0.0050)> 非铁路干线沿线城市(0.0040)的格局特征, 城市规模二分法呈现出中小城市(0.0042)> 大城市(0.0040)的格局特征, 城市属性二分法呈现出矿业城市(0.0035)> 非矿业城市(0.0010)的格局特征, 气候特征二分法呈现出非寒地城市(0.0043)> 寒地城市(0.0034)的格局特征, 地形条件二分法呈现出山地城市(0.0041)> 非山地城市的格局特征(0.0013)。总体说来,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具有“ 自然地理成本(气候、地形等)” 效应、“ 城市规模” 效应、“ 区位” 效应、“ 行政等级” 效应等规律特征。

表 9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分类特征汇总 Table 9 Classification feature’ s summary of space allocation non-coordination of China's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非协调性的概念与内涵, 本文对城市空间扩展进程中的地域空间表达和人地关系相互作用不合理性进行了描述界定, 指出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意指城市空间扩展进程中的非协调性状态或程度, 其通过城市功能定位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内在属性特征, 而表征出城市建设用地与各种要素的空间配比不协调、以及人地关系的不协调; 据此文中构建了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识别体系。其是基于逆向思维和问题诊断的视角而构建的一座由非协调病理通向协调发展道路的桥梁, 它一方面扩展了城市空间扩展研究的新视角, 是对当前合理性评价相对缺乏的一个有益补充, 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城市空间扩展研究的“ 区域化” ; 另一方面为科学认识我国当前城市空间扩展进程中的协调与非协调性状态提供了比较与借鉴, 对于揭示其成因、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调控对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 我国当前正处于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快、规模大, 用地结构矛盾, 空间配置低效等“ 非协调性问题” 集中形成期, 该体系为科学认识其进程、把握规律, 提供了最佳时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中国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特征明显:研究表明, 无论是基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和非农人口规模的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非协调性, 还是基于市场购买力的农用地粮食生产供给和市场消费需求、生态环境问题演化的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生态用地之间的配比结构非协调性, 抑或说基于空间配置之区际功能匹配非协调性、区内结构组合之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耦合非协调性、用地增量表征的用地增长弹性系数非协调性, 都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特征。

(2)整体说来, 我国当前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进程过于追求经济效益, 而相对忽视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并进发展, “ 唯GDP论” 特征明显:代表经济利益的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不理想, 而代表“ 粮食安全(社会利益)” 和“ 生态安全(生态利益)” 的农用地与生态用地在不断向城市建设用地流转、在缩减。在城市内部建设用地投入总量效率表征的人口— 经济— 空间城市化中, 其中经济城市化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空间城市化次之, 人口城市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 而在城市内部建设用地投入增量效率的表征中, 指出非农人口规模是城市建设用地区内组合之用地增长弹性系数非协调性的主要贡献者, 占据了全部的42%以上。因此,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说, 我国当前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整体说来相对重视经济效益的追求而相对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关注。

(3)“ 产权区域” 视角下, 我国当前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配置“ 非帕累托最优” 特征明显, 其整体投入效率相对低下: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之区际功能不匹配性分析中, 城市建设用地投入相对超前型城市有76个, 占据了整个研究单元的30.89%, 可见我国城市建设用地资源空间配置整体水平还是较为低下、不合理的; 而在城市内部建设用地投入之区内结构组合的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分析中, 同样存在类似的现象, 全国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的平均值为1.92, 依据学术界划定的以“ 1” 为参照标准可知,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投入整体上是一种低效、无序的用地扩展模式,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 其中取值大于“ 1” 的城市有65个, 占总数的26.42%, 用陆大道院士的话说就是, “ 近10年来中国城镇化空间扩展失控现象极为严重, 形成了大分散和蔓延式的扩张……” 。

(4)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分析中, 引入了分区、分类的思想, 并得出经济发展、行政等级、城市属性(矿业城市与非矿业城市)、城市规模(以非农人口数50万为分界线划分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气候条件(寒地城市与非寒地城市)、地形条件(山地城市和非山地城市)、交通条件(铁路干线沿线城市与非铁路干线沿线城市)等特征要素, 对我国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产行了某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具有“ 自然地理成本(气候、地形等)” 效应、“ 城市规模” 效应、“ 区位” 效应、“ 行政等级体系” 效应等。

(5)中国区域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呢?区域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非协调性是由特定地域范围内的“ 人” , 基于当地地理基本要素(土地丰度与肥度、地形地貌等条件)、制度环境、生产方式、生活理念等区域属性特征的基础上, 为满足自身多层次生理、心理需求而通过发展社会经济与当地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相互作用— — 人地关系, 与相邻区域竞争合作— — 人人关系, 并通过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以及生态用地的数量关联演化、及其用地配置效率而得以表征。故此,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应该以各个阶段“ 人” 的需求为基准点, 其次应该立足于当前的制度安排环境, 再者需要分析哪些要素影响“ 人” 的需求, 对各经济行为主体产生什么样的激励抑或约束效用等角度展开分析。具体内容涉及“ 产区域权” 制度、经济行为主体效用函数及其影响因素、制度政策、区域地理基本属性特征、历史基础等方面。其中“ 区域产权” 制度和区域外部作用是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非协调性产生的根源所在。

综上所述, 实证分析结果较好地揭示了我国城市空间扩展进程中的非协调性状态, 与现实相吻合, 也就说明了该识别体系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实证分析只做了静态分析, 而缺乏对动态情景的披露, 其是否依然可以准确地予以揭示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尤其对于生态环境指标体系选取以及分区分类的规律性总结需要继续深化。其次, 对于实证分析中的我国非协调性状态的成因、潜在的“ 响应” 调控对策的提出等也是今后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科学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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