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 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综述
魏柱灯1, 方修琦1,2, 苏筠1, 萧凌波2
1.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北京 100875
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魏柱灯(1986-),男,江西安远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与适应研究.

摘要

过去2 000年气候变化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PAGES计划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围绕过去2 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波动、社会稳定性、朝代更替与社会兴衰影响的问题,重点综述了近年来关于上述3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出中国历史社会经济与气候变化的时序共振现象中可能确实蕴含着内在的关联机制;暖期气候总体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气候转冷引发的社会经济效应可能与社会发展本身有关,且被社会放大。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挖掘中国历史文献信息的潜力,关注气候—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机理的解释及区域影响差异。

关键词: 气候变化; 社会经济影响; 响应; 中国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66(2014)03-0336-343
A Review of Climatic Impacts on Chines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Wei Zhudeng1, Fang Xiuqi1,2, Su Yun1, Xiao Lingbo2
1. 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cuses of the Past Global Changes (PAGES) to investigate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reg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ums. The past decades in China have witnessed great progresses in the study of past climatic influence on human society. In this paper, reviews have been made on the latest proceedings related with researches about the past 2 000-year climatic impacts on Chinese history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economic fluctuations,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climate change and socio-economic fluctuation in historical China really temporarily demonstrated a good coincidence, which indicates a potential driving-response mechanism was likely embedded i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ociety. A warm climate provided relatively stabl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us general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socio-economic adverseness triggered by a colder climate was preconditioned with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as well as the gradual accumulation of social rigidity. These social problems accompanying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contributed higher vulnerability of society in the face of changing climate, which to some extent might amplify the effects of climatic deterioration. The authors emphasize that the future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t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history in China should atta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key problems: making deeper exploitation of the potenti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climate-society interaction, and studying the differences of climatic effects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regional scale. This stud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ight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under a situation of global warming, and als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 Climate change; Socio-economic impacts; Response; China.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对当代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1, 2]。据IPCC报告,未来气候变化的加剧很可能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土地退化等危险持续增长[ 3],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多的复杂难题。

历史是认识现在和未来的钥匙。揭示过去2 000年来人类—气候—生态系统在多时空尺度上的长期互动关系与反馈机制是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计划(Past Global Changes,PAGES)的重要目标之一[ 4]。从历史的角度获取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响应的一般过程与机理,可为应对当前及未来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提供参考借鉴[ 5]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 6]。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多层次的响应在多时空尺度上相互耦合的过程也被称之为级联效应[ 7, 8]。当前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主流是将脆弱性分析框架引入该领域,这类框架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能较好地兼容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文因素在多时空尺度上的互动过程,有利于解释气候—人类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驱动—响应或反馈关系、非线性特征、阈值突变、跨尺度交互作用等特征。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好坏是气候本身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往往以社会经济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水平为前提;气候变化对历史兴衰只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 9]。上述概念构架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无疑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一些成果已经将其应用于历史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的实证研究中[ 10, 11],包括建立和完善适合历史环境影响评估的概念模型[ 8](图1)。

近年来国外针对过去2 000年来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尤其以欧洲地区开展的研究较多。已有的研究发现,过去2 500年温度和降水变率波动与欧洲历史兴衰有良好的对应关系[ 12];4~6世纪北欧气候转冷变湿导致农业歉收和饥荒,诱发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 13];17世纪欧洲普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14~ 16],过去1 000年欧洲及北半球的人口崩溃[ 17]、战争与动乱[ 17, 18]等均和气候恶化有关。统计分析显示,全球温度的长期变化与战争和人口的波动有着很好的相关性[ 17];在中等信度水平上,气候因子每变化(温度上升或极端降水增加)一个标准差,将导致个体冲突频率上升4%,群体冲突频率将上升14%[ 19]

我国关于历史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32年发表了《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一文,指出气候变化可能是影响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因素之一[ 20]。根据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有关历史气候变化社会影响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数量,可将国内该领域研究进展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研究以探讨气候灾害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可能影响居多,如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蒙文通关于西周末年气候干旱与少数民族大迁徙的探讨[ 21]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历史气候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增多。特别是在8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以探讨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关系(特别是小冰期以来气候灾害对明清农业生产的影响)为中心的研究高潮;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是研究的相对低谷期,但主题趋于多样化。

进入21世纪,相关成果数量显著增长。该时期的研究更加注重高分辨率气候序列和历史文化序列的对比,以及气候—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机理的揭示。近几年的研究则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内容上越来越关注影响机理的定量揭示、不同气候要素的影响差异、气候影响的区域差异等;方法上越来越追求高分辨率化、定量化和集成化。

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是上层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基本支撑系统。而古代农业年成丰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气与气候状况的好坏。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粮食生产安全进而影响粮食的获取和利用,并反映在人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 22, 23]。相关学者已综述了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24, 25],按照气候影响的层次性,本文重点从经济、社会稳定性、朝代更替与社会兴衰3个方面,综述关于过去2 00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认识的主要进展。

图1 环境变化—人类社会—历史崩溃的概念模型[ 8]Fig.1 A conceptual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society-historical collapse[ 8]

1 气候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粮价波动是考察气候变化对古代经济波动影响最常用的指标之一。葛全胜等[ 26]对此总结,历朝低粮价时,大多气候暖湿、政治清明、农地拓展,粮食供给量大幅增加;高粮价时,大多战争频繁,有低温、旱蝗等灾厄。暖湿气候甚至被认为是唐朝前期低廉粮价的首要原因[ 27]。气候变化影响粮价波动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王业键等[ 28]将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与华北、华东地区的冷暖分期和旱涝等级序列进行对照,发现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冷期自然灾害多的年份,但受货币、人口、水利等因素影响,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谢美娥[ 29]对台湾的研究也持相似结论,指出气候趋暖、严重自然灾害较少的时期,正是台米出口的兴盛期;年成丰歉对米价的升降变动,只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Zhang等[ 30]将重建的公元961—1900年的10年米价波动序列与同期的全国温度和旱涝事件序列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过去千年的米价波动与长期的旱涝变化关系也不明显,与温度呈现负相关但不显著,但存在与温度变化相似的320年周期。道光萧条时期,白银外流被认为是导致当时货币贬值、粮价飞涨的主要因素,李伯重[ 31]认为这一过程难免有同期全球性气候恶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历史朝代经济盛衰的影响近年来为一些学者所关注。赵红军等[ 32]认为公元11世纪后气候的变冷加速了人口南移与南方经济的开发,诱发宋代经济革命的产生,同时也对南宋后期的经济转型构成重大挑战,导致经济发展日益衰颓。中国经济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是重要因素之一[ 31]。明朝中期的经济萧条[ 33]、北朝市场经济的衰退[ 34]也与气候的变冷及其带来的灾害增加密切关联。

史学界一般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的基本格局奠定于南宋[ 35]。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26, 36],受气候恶化影响,加以天灾人祸的相互作用,人口发生多次大规模南迁[ 26],使南方逐渐取代北方成为新的全国经济重心。气候转寒偏干被认为有利于改善江南地区过度潮湿的环境,利于围湖开垦,而北方移民带来的较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多样化及手工商业的发展[ 37]。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北方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更加依赖于漕运,南粮北运一旦受阻可能对整个王朝命运造成致命打击。此外,区域尺度的经济开发也受短期区域气候变化驱动。方修琦等[ 39, 40]、萧凌波等[ 39, 40]和Ye等[ 41]依据地方志及《清实录》等资料重建了清代东蒙和东北地区耕地开垦、农业收成、人丁增长等指标序列,并对比同期华北地区的旱涝序列,得出移民开垦作为华北平原难民对华北水旱灾事件的异地响应,促进了东蒙和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与繁荣。

2 暖期与冷期的社会稳定性

李四光[ 20]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对中国战国后的内战进行统计,发现存在间隔约为800年的治乱周期,并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与此有相当的关系”。《中国救荒史》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首要原因归结为气候灾害[ 21]

目前已揭示的事实是,气候的冷暖波动与农民起义、战争之间存在较好的时序对应关系。中国过去1 000年来,冷期的战争率和大范围动乱显著高于暖期[ 42],温度和战争总体呈负相关关系[ 43],且南方比北方更为显著[ 44]。赵红军[ 45]采用回归模型法控制米价、人口等影响因素后仍发现温度对社会不稳定的影响会持续10~50年,短期的温度升高倾向于减少社会不稳定性。然而,对时序对应背后的机制解释目前仍存在争议。Zhang等[ 42]认为冷期导致的农业生产萎缩是造成战争数量增加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Fan[ 46]认为单纯对气候与动乱序列的对比统计并不能回答冷期温度下降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性的机制;南北区域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响应差异也有待进一步探讨。Zhang等[ 30]认为,温度下降可直接增加北方外患,但温度下降增加了旱灾和蝗灾频率,间接导致农业王朝内部农民起义的增加。

对清代气候变化的社会稳定性影响研究发现,清代太平天国起义是当时人地矛盾的激化,叠加气候异常造成的农业大范围连年歉收共同激发的[ 47]。在清代华北平原,干旱与动乱的显著正相关随人地矛盾的激化逐渐加强[ 48]。移民作为缓冲气候引发的区域资源与人口压力的一种重要响应方式,会影响源地和目的地的社会稳定性。1870年后山东动乱与干旱的对应关系反而不如1800—1850年显著,这是由于移民作为一种新的适应机制减缓了气候变化对动乱的影响[ 49]。相对温暖的18世纪,外来移民涌入东蒙地区不但没有导致土客冲突,反而刺激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但19世纪伴随东蒙地区气候的转冷及人地的饱和,外来移民引发的冲突事件显著上升,并最终导致东蒙地区农业和聚落的衰落与崩溃[ 41]。18和19世纪之交的气候转冷及水旱灾害上升使人地矛盾提前激化,促使华北平原的难民行为逐渐升级,气候消极影响的传递,是以华北区域粮食安全处于临界,政府救济能力削弱,向外迁徙受阻共同导致华北区域社会具有较高的脆弱性为条件的[ 22, 50]

3 气候变化与王朝更替、社会兴衰

气候变化对社会兴衰的影响属于气候变化影响的最高层次,所涉及的各要素相互作用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27],这种韵律特征也被称之为“朝代循环”[ 51, 52]。传统观点多将其归因于阶级斗争,封建结构本身的弱点[ 27],横征暴敛与土地兼并[ 53]等社会与管理因素,或人口压力[ 54]。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有较多的讨论。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气候异变在明末清兴中的历史作用,所谓“气候异变,干旱成灾,饥馑遍地,瘟疫蔓延有密切相因之关系……民愈不聊生,民变益不可收拾”[ 55]。亦有研究关注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如何通过影响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2种生态环境而影响历史时期中国北方的政治命运[ 56]。北魏迁都洛阳[ 57, 58]、明初兀良哈三卫南迁[ 57]、统万城的崩溃[ 59]等,均被认为是与气候变冷变干导致农牧业资源分布南移相关的案例。

迄今关于气候变化对社会兴衰及王朝更替影响的研究,大多基于气候重建序列与历史朝代兴衰事件的对比。基本认识是,大凡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人口增加、疆域扩展的时期往往出现在暖湿时期,相反的情况则发生在冷期[ 5],存在明显的“冷抑暖扬”的韵律[ 26]。受对气候变化认识水平和社会复杂性的限制,在气候变化对社会兴衰影响史实的具体认定上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气候变化与唐朝历史兴衰的关系曾在国内外学者间引起热烈的讨论[ 60~ 69]。Yancheva等[ 61]以广东雷州半岛湖光沉积岩芯中提取的磁属性和钛物质含量为代用指标表征中国过去16 000年冬季风强度的变化,认为冬季风增强、夏季风减弱造成的长期干旱最后导致了唐朝的衰亡;Zhang等[ 63]基于万象洞石笋 δ18O记录亦支持唐亡于夏季风减弱的推断。张德二等[ 64, 66, 67]对此提出反驳,除指出其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气候重建的不确定性和区域差异外,还指出中国历史文献重建的降水记录显示,唐朝灭亡时并非是干旱的气候背景,在万象洞石笋 δ18O记录的若干夏季风减弱时期[ 63]也被指出有些是对应着社会稳定繁荣的时段[ 67]

现今研究特别关注气候影响历史兴衰的过程和人—地系统各要素的组合形式与互动关系的揭示,但此方面研究受到资料可获得性、指标量化困难等方面的制约,研究存在很大的难度。Zhang等[ 30]选取中国过去2 000年的温度、水旱、内外战争以及过去1 000年的蝗害和粮价指标序列,采用小波分析发现各指标均存在显著的160年和320年的波动周期;根据交叉相关(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s)检验结果,指出温度下降直接通过影响外患和间接通过影响旱蝗灾害诱发农业王朝内部农民起义2种途径影响朝代更替,因此认为气候的周期性变冷会加剧灾荒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气候转冷导致土地承载力下降,叠加已有的人口压力,两者的协同作用引发明朝末年及清朝中后期的饥荒、流行病、起义,导致人口崩溃[ 70]。随着社会自身矛盾的日渐积累,历史朝代在中后期往往不但无法缓解气候恶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反而会因做出不恰当的响应(如增加赋税,战争等)而增加社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加速社会的衰败进程[ 71, 72]。在区域尺度上,方修琦等[ 22]根据气候影响的层次性和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分析框架,选取并重建了清代华北、东蒙等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动乱县次、政府赈济等指标序列,结果表明,18和19世纪之交的气候转折使当时华北平原的社会脆弱性水平提前20年到达临界值。

气候变化影响王朝更替、社会兴衰的外部机制是通过影响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力量抗衡实现的。由于农业与牧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相比南方农耕民族,北方游牧民族被认为更易受脆弱的气候生态条件的影响[ 73]。王会昌[ 74]认为气候变冷对游牧民族的打击甚于对中原民族的打击,气候的周期性变冷、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与中原王朝的兴衰大体保持同步的共振关系。但依据区域尺度上的高分辨率气候重建序列,一些成果却得出相反的解释。Wang等[ 75]认为北方逆沙漠化时期有利于蒙古高原和中国北部王朝的建立及其势力的南扩。13世纪蒙古的西征也被认为与蒙古高原气候变暖有关[ 76]。此外,气候变化背景下西部少数民族的内迁,如唐代的吐蕃[ 36],也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影响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格局。

4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兴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跨学科问题。中国过去2 000年社会经济的波动与气候变化的时序共振现象中,可能确实蕴含着内在的机制关联。暖期气候总体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气候转冷引发的负面社会经济效应本身含有历史进程中社会发展本身的作用(如社会矛盾的日渐积累)。然而,历史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历史本身及影响和响应机制的复杂性,相关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不完善都会影响对该问题的认识[ 23]。未来的研究应深入挖掘中国历史文献的信息潜力,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 加强社会经济领域代用指标和序列的重建。受资料的限制,目前高分辨率的社会经济指标序列主要局限在明清时期。除战争、起义频次等指标外,长达2 000年的高分辨率指标序列并不多见。

(2) 强化对气候影响机理的定量解释。基于2个序列的对比或相关分析是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但过于简单化处理可能遗漏其中许多关键性环节,造成决定论的气候变化因果关系的误解。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而是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驱动—响应或反馈关系,可能缩小或放大气候的有利或不利影响。截止目前,有关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层次影响的解释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3) 注意研究的时间尺度、区域差异与区域联系等问题。需要区分从年际到年代际再到百年际的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冷暖与社会经济兴衰的对应关系及其不同特征,加强对不同尺度上影响机制的解释。关注对关键区域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区际间的联系机制方面的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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