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1936-),男,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海洋地质与古环境研究.E-mail:pxwang@tongji.edu.cn
1999年南海首次大洋钻探,有力促进了中国的深海研究,使中国进入了国际深海研究的前沿。15年后第二次南海大洋钻探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在该国际计划中作用的加强。回顾了参加IODP 10年(2003—2013年)来深海研究的进展,并展望未来,讨论中国大洋钻探在新10年IODP(2013—2023年)中的打算。中国大洋钻探提出了分3步走的发展计划:第一步争取再实现1~2次“互补性(CPP)”大洋钻探航次;第二步学习欧盟,争取也成为IODP的“钻探平台提供者”;第三步和国际科技界合作,建造新一代的中国大洋钻探船。
The first ODP cruis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n 1999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deep-sea research in China and introduc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frontiers. After 15 years, the on-going second IODP expedition 349 marks an enhanced role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The present paper reviews the progress in deep-sea researches in China as a member of IODP over the decade (2003-2013), and looks ahead to discuss the plan of IODP-China in the next decade IODP (2013-2023). It is proposed to develop ocean drilling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is country though three successive steps: to implement 1~2 more CPP expeditions, to provide drilling platform for IODP following the EU example, and to build a new- generation ocean drilling vessel in China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大洋钻探在1968年开始时叫“深海钻探(DSDP)”,当20世纪70年代末期“板块学说”传到中国之后,以其重大的科学发现震撼了中国的地学界。80年代随着“大洋钻探(ODP)”新阶段的逼近,通过旅美地质学家许靖华等[ 1, 2]的介绍,国内学术界推动中国参加大洋钻探国际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组织了“大洋钻探委员会”以争取加入。但是在当时严重缺乏外汇的情况下,每年几十万美金的成员费简直是天文数字。直到1996年国务院批准参加国际大洋钻探后,于1998年才正式加入。幸运的是我们提出的南海大洋钻探建议书,在全球各国建议书的评比中以第一名的优势脱颖而出,1999年春就实施了南海的ODP 184航次,在中国科学家提议、设计和主持下,实现了中国海域首次的深海科学钻探(表1)。
首次南海大洋钻探采集了5 460 m的深海岩芯,取得了西太平洋海区最佳的长期沉积记录,发现了气候演变长周期等多种创新成果,使我国一举进入国际深海研究的前沿。15年前的中国,对深海研究完全陌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取得进步并非偶然,是中国强大的地质队伍和人才优势的反映。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青年学生通过向国外申请大洋钻探样品,出色完成了博士论文,1989年被邀赴英国在国际古海洋大会作大会报告,这就是同济大学的王律江(1963—1999年)。
南海大洋钻探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深海研究。184航次为西太平洋海区提供了最佳的晚新生代沉积记录[ 3],揭示了季风演变的长期趋势和大洋碳储库的长周期[ 4]。大洋钻探在学术上创造的成绩,被誉为“一次‘地质大发现’性质的深海钻探活动”[ 5]。然而南海大洋钻探的意义远不止于古环境研究,客观上为南海的深海油气勘探和深海地质地球物理的调查提供了“标准井”。而更深远的意义是促进了我国深海研究队伍的成长,组成了“大洋钻探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团队”[ 6]。
![]() | 表1 大洋钻探4个阶段与中国的参与程度 Table 1 Four successive programs of ocean drilling and China’ participation |
2003年,国际学术界兴高采烈地迎来了大洋钻探的第三阶段即IODP(表1),这不单是因为新10年振奋人心的学术目标[ 7]和当时“新千年”伊始的特殊气氛,更是因为大洋钻探平台从1个扩展到3个:除了美国万余吨的“决心号”之外,又增添了日本5万t的“地球号”立管钻探船和欧盟的特定任务平台,人们指望着国际大洋钻探会以加倍的力度开展。但是事与愿违,对比一下ODP与IODP完成的航次数量,就会发现新10年执行航次的速率明显下降(表2)。船多了航次反而少了,这是怎么回事?
![]() | 表2 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与大洋钻探计划(ODP)完成航次数量比较 Table 2 Number of completed expeditions: Comparison between ODP and IODP |
首先是原油价格,在21世纪前10年就翻了2番,航次成本的暴涨使原定的预算计划落空。其次是金融危机,各国政府支持科学大计划的力度难以为继。美国和日本的钻探船都只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执行IODP任务,欧盟也没有能力完成原定数量的航次。另外,日本“地球号”虽然2002年下水,开始大洋钻探却已经接近2007年底,2011年又受到大地震的伤害,进展并不理想。叠加起来的效果,使整个IODP的进展放慢。尽管如此,IODP 10年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技术上“地球号”创立了钻进海底以下2 466 m的新纪录;科学上欧盟破冰船在北极水域执行钻探航次,揭示出北冰洋5 000万年前曾经是暖温带湖泊的惊人历史;而美国“决心号”2009年再度改装后以全新面貌投入IODP,在赤道太平洋成功获取5 300万年来古赤道太平洋连续沉积物断面[ 8],完成了10年中将近2/3的航次(表2)。
虽然IODP航次总数不多,我国参与的次数却有明显增加。10年中全国有18个单位36位科学家上船参加了大洋钻探航次,有76位研究生完成了以大洋钻探为题的学位论文。我们不仅积极参加讨论2013年后大洋钻探新计划的国际学术活动,还积极提出在我国海岸外进行大洋钻探的建议书,包括追溯长江历史的东海建议[ 9]和探索边缘海盆张裂过程的南海建议[ 10],为当前在大洋钻探第四阶段(表1)初期的旗开得胜准备了条件。
面对一时的困难局面,国际学术界并没有气馁,而是积极进行学术准备,迎接下一个研究高潮的来临。在IODP 10年的后期,先是2009年在不莱梅举行了INVEST大会讨论第四轮大洋钻探的科学目标,其中我国是出席会议人数最多的6个国家之一[ 11]。在此基础上,出版了2013—2023年IODP宏伟的科学计划《照亮地球:过去,现在与未来》[ 12]。由于美国“决心号”钻进的深度超不过2 000 m, 而新10年计划提出了大量深钻的要求,只有依靠日本“地球号”立管钻探船才能完成。为此,2013年4月在东京召开了“Chikyu+10”国际学术讨论会,成立了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19人国际指导委员会,研讨“地球号”新10年的科学目标,得出了由5大主题、8大“旗舰”项目组成的学术计划(表3)[ 13]。科学计划范围广阔、气魄宏大,但是在会上就有专家指出,指望“地球号”现在的进度去实现所列的科学目标并不现实,这次研讨只能为今后立管船钻探的项目选择提供优先程度的排序。
2014年初,新10年IODP的海上工作正式启动,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首航从中国开始。“决心号”15年后重返南海,执行IODP 349航次,与当年ODP 184航次不同的是中国在这项国际合作项目中所处的地位(表4)。15年前南海首次大洋钻探时中国
是个“参与成员”,每年交50万美金;现在我们是每年交300万美金的“全额成员”,而且还为南海航次提供600万美金资助,使之成为“互补性项目”(CPP),提前安排为2014年的首航。184航次中国大陆只争取到3个名额,加上作者作为首席科学家共4人参加;而349航次我国上船科学家有13人,加上海外华人几乎占科学家总数的2/3。此外,钻探的目标任务也更加繁重:15年前是在水深2 000~3 000 m的地方打钻,而这次水深都在4 000 m左右;上次钻井最深进尺850 m,而且只打沉积岩,这次最大的井深将近2 000 m,还要钻探硬岩石——大洋壳的玄武岩。2013年10月,我国又提交了新的南海大洋钻探建议书,力争在近3年内实现南海第三次大洋钻探。最近又开始酝酿西南印度洋大洋中脊的钻探建议,如果都能实现,将是我国深海研究一次重大的跃进。
![]() | 表4 南海2次大洋钻探的比较 Table 4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JOIDES Resolution” cruis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
2011年中国IODP专家委员会提出了我国大洋钻探发展3步走的方案:近期内利用“互补性项目”的新机制,争取再实现1~2次我国主导的大洋钻探航次;中期目标是学习欧盟租船打钻的方式,成为IODP的“平台提供者”之一,由我们自己组织大洋钻探航次,积累经验、壮大队伍;长期目标则是建造中国的大洋钻探船,登上深海研究国际舞台的高峰。目前,我们的近期目标正在实现之中,当务之急是积极筹备中期目标,争取像欧盟那样成为大洋钻探的“平台提供者”,这尤为重要,也是更加艰巨的任务,要争取建造中国自己的大洋钻探船。
大洋钻探船好比深海研究中的“航母”,在国际合作中谁拥有船只谁就掌握了主导权。大洋钻探计划自从建立以来,一直是美国领导,也只有美国拥有大洋钻探船。20世纪90年代日本科技界上书首相建议建造自己的大洋钻探船,说日本将“因拥有此种设备而得到在发展新兴科学中起领导作用的机会”。果然,日本建造了有美国钻探船5倍大的“地球号”钻探船,在IODP 10年中和美国分享领导权。但是“2个太阳”的日子并不长,201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突然宣布分家:日本和美国2条船在“大洋钻探”总计划下分头经营,现在我们和20多个国家参加的是美国的部分,来南海钻探的也是美国的“决心号”船。
目前看来,新10年IODP的科学目标虽好,但要实现并不容易。新计划中最突出的亮点是“地球连接(Earth Connection)”,或者叫“行星循环 (Planetary Cycle)”,也就是把地球表面和地球内部结合起来研究[ 14]。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热衷于研究“全球变化”,在地球表层穿越大气、海洋、生物和岩石圈探索水循环和碳循环,后来却发现地幔里的水和碳都要比地球表面圈层中的多得多;更不用说,地球表面构造和岩浆活动的根源在地球内部。只有把地球内部和表层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地球表面的过程,正确预测人类生存环境的未来,这就是“地球连接”。但是人类“入地”的能力远逊于“上天”,地球半径超过6 300 km,而最深的钻井只有12 km。深海海底是最贴近地球内部的地方,也是探索地球内部过程的捷径。但是在海底打深钻并不容易,需要有泥浆循环的“立管钻探”。日本“地球号”就是为此而建的,首次启航时声称要去“打穿地壳”,但是几年下来并不顺利,穿过大洋壳的技术问题远未解决,地学界几十年的“莫霍钻”之梦,至少10年内难以实现。上面说到的“地球号”新10年科学目标,重点正在于“行星循环”(表3)[ 13],但是这类项目要求整年、甚至多年的钻探航次,以目前“地球号”的钻探进度,所定科学目标可能缺乏现实性。
由此预料:2023年新10年IODP结束之时,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将面临缺乏手段的困境。美国“决心号”造于1978年,虽然曾两度翻新,现在状态极佳,但毕竟已是“夕阳”晚年,早晚必然退休。日本“地球号”先进,但是太大,每天花销50万美金, “攻坚”的技术上也欠成熟。目前北欧发展的新技术为走出困境带来了一道曙光:可以采用新技术将泥浆泵放在海底,从而建造出美国钻探船的大小而具有日本钻探船的功能,比现有2艘船都更为先进的新一代大洋钻探船。目前看来,美国、日本、欧盟3方都不可能承担这项任务。因此,2013年后的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建造新船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身上。
这正是中国IODP专家委员会提出的远期目标:建造新一代钻探船。如果中国能够下定决心,走通过科技与产业相结合、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相结合的道路,建造自己的大洋钻探船,就将能问鼎世界深海研究的顶层,向建设海洋强国跨进一大步。但是建造新一代大洋钻探船,将要面临巨大的技术难关。当前一方面需要早日决策,尽早开始筹备;另一方面必须深入调研,加紧建设自己的深海科技队伍,将来才能挑起建设和使用“航母”的重担。我国深海研究的起步比许多国家都晚,深海科技与国际前沿的差距也比许多领域都大。虽然我国的海洋事业,目前正经历着郑和下西洋600年来的最佳时机,但也只有采用非常规的对策,才能早日实现建设海洋科技强国的理想。大洋钻探作为深海探索的前沿阵地,正是我们可能的突破口。如果真能抓住机遇、实现深海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必将能为华夏振兴作出全方位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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